最近一直看到蘇州園區中央公園旁邊的海關大樓，原以為是一個教堂但歷史上沒有這個記載，但每次看到這個海關的標誌—摩西的杖和金鑰匙就想到聖經裡的記載，便想起可能當初造這個Logo的意思就是：通往天國的鑰匙就是仰望耶穌基督，神的救恩。 民數記 21章4-9節： 火蛇與銅蛇 4 他們從何珥山起行，往紅海那條路走，要繞過以東地。百姓因這路難行，心中甚是煩躁， 5 就怨讟神和摩西說：「你們為什麼把我們從埃及領出來，使我們死在曠野呢？這裡沒有糧，沒有水，我們的心厭惡這淡薄的食物！」 6 於是耶和華使火蛇進入百姓中間，蛇就咬他們，以色列人中死了許多。 7 百姓到摩西那裡，說：「我們怨讟耶和華和你，有罪了。求你禱告耶和華，叫這些蛇離開我們。」於是摩西為百姓禱告。 8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製造一條火蛇，掛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這蛇，就必得活。」 9 摩西便製造一條銅蛇，掛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這銅蛇就活了。 醫學標誌 順便提下醫院、救護車等的標誌也是這個意思，耶穌來是要醫治、拯救所有屬祂的百姓。有說是什麼希臘神話，估計也是以摩西為傳說流傳下來的。 摩西在曠野所舉的銅蛇，實際上象徵的是耶穌基督的十字架，耶穌因為愛我們，甘願被掛在十字架上，為要代贖我們的一切罪惡，凡是願意來到他面前，仰望他的十字架的人，就可以被拯救。 十字架的標記隨處可見，十字架本來是古羅馬帝國處死囚犯所用的一種最殘酷的刑具，是痛苦、羞辱和死亡的標記，但是，在兩千年前，因著神的兒子耶穌為拯救世人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就將咒詛變成祝福，從羞辱變成榮耀，從刑罰變成拯救，從死亡變成得勝。 十字架是神愛的彰顯：因為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羅馬書5:8） 十字架是神的智慧：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神就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這就是神的智慧了。（哥林多前書1:18，21） 十字架是耶穌完全降卑的記號：祂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書2：6–8） 十字架是耶穌無限大愛的記號：他們喊著說:「除掉祂，除掉祂！釘祂在十字架上！」…於是彼拉多將耶穌交給他們釘十字架。他們就把耶穌帶了去。耶穌背著自己的十字架出來，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骷髏地，希伯來話叫各各他。他們就在那裡釘祂在十字架上，還有兩個人和祂一同釘著，一邊一個，耶穌在中間。（約翰福音19:15—18） 十字架是基督福音的核心：使徒保羅說:「猶太人是要神蹟，希臘人是求智慧；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 十字架因為有了耶穌，就成為愛的記號，拯救的記號，榮耀的記號，得勝的記號，蒙福的記號。

救世堂位於江蘇省蘇州市養育巷349號（慕家花園口），是美南監理會在蘇州創建的三個主要教堂之一，另外2座是宮巷的樂群社會堂和天賜莊（十梓街東端）的聖約翰堂。 1889年，美國監理會女佈道會金振聲牧師（女）在申衙前（今景德路中段）建“三堂”，後移長春巷，並於1924年5月由美籍韓明德牧師（女）移建於養育巷，並更名為救世堂。 1959年，因教會實行聯合禮拜而關閉。教堂主體建築內部結構被新華書店改建當倉庫，後來又出租給婚紗店，後部附屬建築被兒童醫院當作員工家屬大樓。2004年12月23日，被列為蘇州市控制保護建築。2010年，蘇州市基督教兩會依法將救世堂收回，同年修復後命名為慕家花園堂，至12月12日復堂。 救世堂後面的第十六中學，是於1889年由金振聲牧師（女）創辦的教會學校，原名“長春學堂”，後更名為“英華女中”，1960年更名為“蘇州市第二初級中學”，1971年改名為“蘇州市第十六中學”。根據1959年前在救世堂禮拜的信徒回憶，救世堂門前原本有一大院，院內有附房，院子中央有一顆很大的塔松，教堂入口處有放置五排座位的二層閣樓，南北兩側有樓梯可上下，堂內為拱形圓頂結構，牧師在台上講道時，餘音繞梁，不絕於耳，當時由湯模牧師和周瞬華傳道（女）牧會。 教堂群佔地2538.67平方米，建築面積2257.49平方米。現存救世堂其實是三幢民國時期翻建的建築群。東側沿養育巷路的是禮拜堂，西側兩座兩層樓高的歇山式屋頂建築是早期的牧師樓，現已改為民居，整個教堂建築群呈倒“L”型佈置，並在牧師樓南側圍成一個小院子。禮拜堂的北側、南側現已為民居樓，西側與牧師樓之間的空隙，也被加蓋出來一間房。經過時間的推移，整個建築群只有東側沿著市政道路有出口，其他三面則被其他所建築包圍。 救世堂的平面呈矩形佈置，平面佈局構成簡單，四面牆體採用紅磚混砌，內部設置了鋼筋混凝土柱用於支撐二層樓板。教堂東側為主入口，並設置了三個大門，中間的大、兩側的小，入口處設有屏風，再往後便是大廳，內設數排座椅，南、北兩側分別設有兩個疏散門主要功能用於禮拜、聚會等大型活動。大廳西側盡頭是聖壇和講台，講台南側開設小門，通往室外，北側有一個設備用房。首層入口處北側有直通二樓的樓梯，二樓由走廊分開成南北兩側的辦公用房，西側端頭有樓梯能直通室外。 教堂坐東朝西，東側入口為混合結構建築，紅磚一順一丁式扁砌外牆，歇山式屋頂四坡落水，紅平瓦覆蓋。東牆頂部樹立十字架。教堂的室內也十分簡潔，牆面和天花板都採用純白色塗料進行簡單的粉刷，一層進門就是一個禮拜堂，二層房間主要是辦公和一些小的輔助房間。 救世堂的歷史可追溯至1889年，最初設在申衙前，1924年遷移到養育巷。牆角基石上書寫「前有禮堂，已逾廿稔，不敷應用，更謀推廣，購地鳩工，斯堂乃成」及「監理公會、救世堂、民國十三年五月」字樣。 朝南一面碑上寫著：前有禮堂，已逾廿稔。不敷應用，更謀推廣。購地鳩工，斯堂乃成。 更多細節照片請點擊第二頁。

思杜堂，今名使徒堂，是位於江蘇省蘇州市古城內養育巷130號的一所老教堂。 1872年，美南長老教會派遣杜步西牧師夫婦到蘇州傳道，在養育巷購地建教堂，1920年杜步西牧師去世後，杜步西太太及其子杜翰西再度來蘇州繼續工作，併翻建教堂，1925年新堂落成，為紀念杜步西牧師而命名「思杜堂」。 教堂佔地1330平方米，建築面積1016平方米，東西長18.9米，南北進深14.5米。禮拜堂為磚木結構，2層樓房，坐東朝西，西南角為方形鐘樓。樓上可容納500人集會。當時信徒多數是在盤門種客田的江陰人。 1951年，中國大陸批判崇洋媚外思想，將思杜堂更名為使徒堂。 1959年，中國基督教新教三自愛國教會實行“聯合禮拜”，使徒堂又改稱耶穌堂，它和樂群社會堂（今宮巷基督教堂）是蘇州決定保留的2座教堂。 1966年，文革開始，使徒堂被關閉，由蘇州乳膠廠佔用。 1980年4月6日復活節，使徒堂恢復禮拜，成為江蘇省文革後首先恢復開放的第一所教會。 1991年，被列為蘇州市文物保護單位。 早期的使徒堂由前後兩個內院組成，主入口面朝西，西側小廣場用於大型集會，東側內院為牧師及家庭成員日常生活及事務開展之用。 1998年，養育巷道路拓寬工程開展，教堂西側的圍牆被拆除，場地向內縮進15m，原廣場變成道路。主立面山牆造型簡潔，南側附鐘樓，形成不對稱格局。教堂採用青磚砌築的梅花丁清水牆，白漿勾縫為典型的蘇式做法。首層為長方形窗外窗，二樓為圓弧外窗。教堂平面為簡化的巴西利卡式。內部共兩層，一層房間分南北向佈置，中間設置內廊連接，功能主要為唱詩班練習和小規模聚會。西南角鐘樓內部為折行三跑樓梯，可通往二樓大廳及西側的室外階梯。二層為教堂大廳。屋頂的鋼結構採用桁架作支撐體系，桁架形式類似豪式桁架和剪刀式桁架，屋架跨度約15m。由於豪式桁架缺陷的存在，其跨距較大，下弦受拉力較大又較長，容易出現裂紋等缺陷的存在而影響其強度，同時下弦的螺栓連接屬變形較大的柔性連接，因此設計師考慮到以上問題後，將桁豪式桁架的跨度縮短，並在兩端增加斜撐鋼樑，這種類似剪刀架的桁架形式，在蘇州古城區內極為少見。桁架上垂直均勻的佈置著鋼樑，鋼樑上的PVC裝飾板包覆著屋頂面層的內部做法。這種「格構化」的鋼桁架，其強度與剛度比木樑更優越，彌補了木結構屋頂的耐久性和安全性問題。在彩色上鋼構件在表面塗上白色塗料，顯得更加輕盈，大廳在空間上顯得更加寬敞。多元文化的西班牙建築風格，在建築細節上呈現出許多精美而簡潔的裝飾。首先，基座勒腳採用米色石材，沿著建築四周圍繞，勒腳的剖面由多種形狀組成，從立面效果上看，建築整體效果體現的更加沉穩。其次，教堂外牆採用的是青磚砌築的梅花丁花紋清水牆，白漿勾縫側則運用典型的蘇式做法—內凹窪縫，這種做法又稱“鏤活”，做工精細，手法獨特，透過這種將青磚（青色）和白漿（白色）在色彩上對比的處理方法，能將教堂整體色調體現的較為樸素。首層外窗採用長方形窗，上下90mm寬的窗台石壓邊，二層外窗採用圓弧窗，窗上方採用的是豎向青磚和米色石材的窗楣砌築的圓拱，圓拱紋路的出現打破了整個南北立面材質韻律。 「杜步西先生紀念碑」記載：“「先生先蒞蘇設堂傳教，勸導熱心，不辭勞苦，寒暑無間，總以救主耶穌為宗旨，冀得萬民脫離罪苦，一時信徒麕集，車轍盈庭，聞風而來，不能數舉，皆先生救世之苦心，亦聖靈感動有以致之也。傳講基督教義，對中國文化、社會民生、地方習俗也頗有關注和研究，《杜步西先生紀念碑》也記述了他好學的精神和著述的豐富：「初來吳會，語言文字尚未精通，延請吳下名師宿儒，虛心考訂方言文學，上午讀書，下午講道，數十年來討論真理，雖終日話談，無少倦容……平生篤守聖教，至老弗衰，尤好著書。者如《聖道序論》、《天道講台》、《福音講台》、《救主行述》、《得救磐石》、《三教問答》、《福音千字文》、《福音講台篇十二章》、《聖經小引四章》、《舊約註釋》、《新約註釋》、《速除罌粟》，以上皆中文之書。三教》、《在中華傳道》、《姑蘇事蹟》、《韋理生行述》、《福音講台》、《除煙報告》，以上皆西文之書。” 關於杜步西 杜步西（Hampden Coit DuBose，1845年—1910年）是美南長老教會派往中國的傳教士，中國禁煙會（Anti-Opium League in China）的創辦人。 杜步西出生於美國南卡羅來納州，畢業於哥倫比亞神學院。 1872年，他和妻子宝琳 (Pauline Elizabeth McAlpine DuBose,1850-1914)受美南長老教會派遣前往中國傳教，定居在京杭大運河畔的蘇州。 他在中國目睹鴉片造成的災難，和柏樂文等傳教士和基督教醫療工作者成立中國禁煙會[1]。杜步西擔任首任會長。 1899年，禁煙會出版了影響深遠的書籍Opinions of Over 100 Physicians on the Use of Opium in China。書中闡述了禁煙會的宗旨，陳言鴉片的危害，最終影響了公眾輿論反對這項貿易。終於，杜步西獲得了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美國國會和萬國禁煙會的支持。 1906年，禁煙會取得成功，英國國會聲明鴉片貿易是「道德上沒有辯護餘地的」。杜步西徵集了一份超過1000名在華傳教士簽名的請願書，上書給光緒皇帝。皇帝下詔，逐字模仿杜步西起草的請願書，禁止鴉片的貿易和吸食。 在一封寫給美國參議員John McLaurin的信中，他呼籲美國負起對鴉片貿易的責任，因為，它和英國一同因損害中國人而獲利。 1891年，在美國被選為美南長老會大會領袖。杜步西在蘇州的傳教生涯持續了38年之久，直到1910年他在那裡去世。 年輕的杜步西帶著新婚妻子啟程，經上海、杭州，來到蘇州。初到蘇州，人地生疏。杜步西與妻子在養育巷和富郎中巷交會處租屋住下，開始了漫長的宣教生涯。夫婦倆勤勉敬業，先在蘇州城內盤門葑門開始，漸入周邊的楊家橋、橫涇、光福等鄉村傳道，再遠至太湖一帶。與蘇州人接觸一段時間後，他們開始適應蘇州生活，並學習蘇州話；還特地拜訪當地名師宿儒，虛心考訂方言文學。他們通常上午讀書，下午講道，寒暑不辭。當時在中國宣教絕非易事，杜步西曾感嘆道：「在美國用三四周時間，就可以使一個城鎮全部皈依基督，可是在中國改變一個城市的信仰則需要三四個世紀」。其艱難可想而知！在蘇州站穩腳跟，逐步打開局面後，杜步西在養育巷東側購得荒地5畝7分，興建了長老會盤門教堂，即今日“使徒堂”之前身。教堂建成後，杜步西開堂佈道，格外殷勤，不久即聲名遠播，連許多在附近種菜的人都跑來聽他講道。有記載說「一時信徒麋集，車轍盈庭」。經數年之功，杜步西等傳教士不僅在蘇州城區設立了教堂，而且還在蘇州四圍的滸關、陸墓等8個鎮設立教堂14處。隨著他們深入民間與蘇州人親密接觸，發現蘇州一帶吸食鴉片問題很嚴重。雖然林則徐禁煙運動已過30餘年，鴉片戰爭也已成往。但他依然看到鴉片流毒甚廣，遺害無窮，令人觸目驚心。因此他內心產生出一個強烈的感覺，並做出決定：我要為中國人做些什麼。於是杜步西和美國監理會宣教士、博習醫院創始人柏樂文（William Hector Park，1858-1927）等傳教士，發起成立了中國禁煙會（Anti-Opium League in China），由杜步西擔任首任會長。這是中國最早的禁煙會。杜步西也徵集了一份超過1000名在華宣教士簽名的請願書，上書給光緒皇帝。 1906年，禁煙會成功。杜步西年少時就博覽群書，累積了豐厚的知識。來華後，他從事宣教與社會關懷工作之餘，不斷充實對神學知識、中國傳統文化、社會時事的了解。他十分關注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寫下了《在華傳道－傳福音給外邦人》、《中國的三教：儒、釋、道》、《天道講台》等書。宣統二年（1910年）陽春三月，杜步西在其居住多年的大衛巷寓所內（今倉米巷內）去世，回歸天家，享年65歲，葬於申江八仙橋公墓。杜步西在蘇宣教38年，他的慈言善行感動了無數蘇州人。他過世後，不少人自發性地紀念他。崑山儒生張祖齡為他撰寫碑文，並由匠人銘刻在碑文中。其中有云：「先生雖死，如永生也。凡我教友，當禱祝以俟之，是為記爰，銘其詞曰……巍巍先生，道參古今，……品行卓卓，塵埃不侵，振衰扶弱，華美交深渺矣，先生中外同欽。杜步西和寶琳共生育5個兒女。杜步西離世後，1914年2月，寶琳逝世，後合葬於蘇州。後來其子杜翰西（Palmer Clisby Dubose）來蘇接續他的工作。 1920年杜翰西翻建了教堂，為紀念父親杜步西，特命名為「思杜堂」。杜翰西在蘇繼續宣教，後來因病回國。 據說使徒堂還有一個創始人是費啟鴻 (George Field Fitch，1845-1923)，使徒堂是美國南長老教會在蘇州設立的教會，當年作為美國長老教會在蘇州傳教的，還有美國北長老教會。長老教會是美國的一個歸正宗教派，在1789年美國革命時期成立，1861年美國長老教會因廢奴問題而分裂為南長老教會與北長老教會。南北長老教會在1867年向中國派出了傳教士。第一個傳教基地在浙江省會杭州。一開始傳教士們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船隻，沿著京杭大運河逐步向北擴展，後來也隨著鐵路向中國內地不斷延伸。蘇州位於大運河畔，接近杭州和上海，成為長老教會傳教工作的先行基地。美國北長老教會傳教士費啟鴻（George […]

地址：江蘇省，蘇州市，虎丘區，北津弄26號周邊都已經拆除了但教堂還保留著，附近蓋的大多都是住宅區。 此教堂建于1932年，建堂所需款項由宋美齡捐資奉獻銀洋200元，教堂奠基人是沈樹本牧師。沈樹本牧師原籍浙江寧波，在上海長大，原是上海名校中西女校的數理教授，任教期間曾是宋慶齡、宋美齡的執教老師，後來被蘇州博習書院（東吳大學前身）聘為教授。不久，沈樹本辭去教書工作，獻身傳道事業。 獅山堂下屬的滸墅關基督教堂歷史非常悠久，建於1910年，舊稱耶穌教堂，當時有兩所，分別坐落在滸關鎮下塘寺橋弄內和上塘北津橋弄。現在說到的滸墅教堂即上塘，興建於1932年，是當時蘇州民治路教堂牧師沈樹本管轄的12座分堂的第一分堂。沈樹本當時在民治路上，是個曾經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接見的牧師。 蘇州地區的教堂，大多跟美國傳教士杜步西分不開，光緒年間，他來到蘇州，上午讀書，下午講道，寒暑不辭，也致力於民間的禁煙活動。後來，杜步西在養育巷東側購得5畝多荒地，建造了教堂，並以此為中心，在蘇州附近佈道。滸墅關鎮的教堂就是由他設立的，只是那座教堂在滸關鎮的寺橋弄，原朝陽小學所在地。他過世後，蘇州的百姓為了紀念他，就將養育巷的教堂取名“思杜堂”，後改為“使徒堂”。

東吳大學為美國監理會所創，校董為林樂知先生，這個名字於我實在親切，正是此人創建了我們的景林堂。出乎意料在進校必經的十梓街上偶遇近年剛恢復禮拜的聖約翰堂，規格嚴整，簡約哥特式，與東吳大學同屬昔日監理會教產。從建築上就能看出同根同源血緣關係。有趣的是同行中還有一位沐恩堂的姊妹，該堂和景林堂同屬監理會兄弟教堂。 聖約翰堂建於1881年，重建於1915年，是蘇州最早的一座氣勢雄偉、莊嚴美觀的基督教堂。同一圖紙、同一結構的聖約翰堂全世界有三處，一所在美國、一所在日本，還有就是中國蘇州的這一所。 1881年，美國監理會宣教士潘慎文博士於天賜莊始建耶穌教堂，有座位四百。後教會發達，信主日眾，於1915年拆舊重建更名為聖約翰堂。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李政道博士的祖父李仲覃牧師為堂的首任華人主任牧師，毛吟榿、江長川、朱味腴、楊鏡秋等牧師亦相繼在該堂事奉。 1959年，聖約翰堂由蘇州市第一人民醫院租用，至1995年蒙政府關懷，聖堂復歸教會。因年久失修樓蝕頂坍，傾覆在即。教會人士呼籲真神，盼望重修教堂。翌年十月聖堂施修，歷時十五個月完工，堂復原容，餘皆更新，一如當初莊嚴肅穆。 目前，聖約翰堂已作為宗教活動場所開放，蘇州市基督教三自愛國會、蘇州市基督教協會的辦公室所在地，江蘇省基督教蘇南義工培訓中心就設在這裡。 三座標誌性大樓分別取了校董和校長的姓以茲紀念。 鐘樓（林堂）：行政大樓 維正樓（孫堂）：化學大樓 精正樓（葛堂）：數學大樓  歷史沿革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清廷不敵英法俄日等國侵略，被迫簽下數紙不平等條約。戰事連連潰敗使政府及百姓喪失了信心，社會呼籲改革及學習列強之長的聲浪日增。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美國基督教會來到中國興辦教育事業。監理會（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是美國基督教重要差會之一，1846年成立，本部設於田納西州。 1879年起會先後在蘇州創辦博習書院（Buffington Institute）、宮巷書院（Kung Hang School） ，在上海創辦中西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 。 1900年決議合併三書院，以宮巷書院為基礎，在蘇州天賜莊博習書院舊址，擴建為大學。 1900年12月制定校董會章程，推林樂知（Young J. Allen）先生（萬國公報創辦人）為董事長、孫樂文先生（David L. Anderson）為校長。二十世紀初中國第一所民辦大學東吳大學正式誕生。 東吳大學創辦初期之二十六年，歷經三位美籍校長孫樂文（David L. Anderson）、葛蟬恩（John W. Cline）及文乃史（W. B. Nance）。這個時期的辦學經費主要來自於捐款及學費。校園內的教學大樓林堂、孫堂及葛堂及教職學生宿舍等設施陸續興建完成，校園規模日益完整。學科發展包括文、理、醫學、神學及法科（在上海崑山路），另有四所附中、二十所附小、惠寒小學、吳語學校等組成完整的東吳教育體系。各學科除在學術研究上表現突出，更為社會培養無數專業人才。學校以「Unto a Full-grown Man」為校訓強調學生人格的陶冶。 五四運動期間，東吳學生籌組學生會，一般的學生社團則以學術研究、辯論及體育活動為主。東吳大學早期在三位校長的努力下，為日後校務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五四運動激發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愛國熱情，為順應中國社會的潮流，東吳大學逐步進行中國化的過程。 1926年首先廢除宗教必修課程，禮拜儀式亦改為學生自由參加。繼而改組校董會，三分之二的成員改由中國人擔任。 1927年楊永清先生當選首任中國校長，訂「養天地正氣 法古今完人」為中文校訓；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正式核准東吳大學在國民政府註冊立案。 此後十年各項校務發展成果豐碩令人矚目。 1930年時學校共有文、理及法三學院，十二系。在教學方面積極募款推動學術研究、加強師資陣容提升教學品質、推動師生以其專業服務社會。校園內主要建築設施均在此階段建成或動工。 1930年學生人數達755人為全國基督教大學之冠。 1937年爆發抗日戰爭，此後八年東吳大學蘇州上海兩校區受戰事影響，輾轉遷徙各地。其間隨戰況發展演變，兩校區或各自遷校或與他校聯合辦學，雖烽火連天但教學活動未曾稍息。直至1945年抗勝利，東吳大學師生紛紛自各地返回上海及蘇州校園，展開復校的艱鉅工作。 1952中共進行系所調整，東吳大學在上海的法學院，併入華東政法學院，會計系併入上海財經學院；在蘇州的文理學院部學係就地移交蘇南師範學院，1952年12月蘇南師範學院改名為江蘇師範學院。 1982年，江蘇師範學院改制為蘇州大學。 1949年秋季大陸易幟，國民政府遷台。東吳大學在台校友倡議復校，1951年籌組董事會，於台北市漢口街借屋設東吳補習學校，設法政、商業、會計及英文四科。 1954年教育部以東吳補習學校辦學績效卓著，核准先行成立東吳大學恢復法學院，設法律、政治、經濟、會計四系並附設外國語文學系，為台灣第一所私立大學。 1957年購士林外雙溪土地七甲加上士林鎮公所贈與之土地共十五甲，此時石超庸校友接任院長，積極推動建校事宜。 兩年內完成第一棟教學大樓（寵惠堂）及學生活動中心。 1961年全校由台北市漢口街遷至外雙溪現址。至此東吳師生終於有了一個屬於自己的美麗校園。在台復校的過程艱辛坎坷，衛理公會及美國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會未予支持，物質條件極為窘困。但在董事會苦心奔走，海內外校友及教會熱誠捐助下，東吳依然堅守嚴謹校風踏實辦學，為東吳學子樹立了良好的典範。 遷入外雙溪校區後的二十年，是東吳大學在台復校後的關鍵成長期。歷經石超庸（任期1957~1968）、桂崇基（任期1968~1969）及端木愷（任期1969~1983）三任校長。石校長任內全心致力於教學水準的提升，學生成績採嚴格的淘汰率，為學校奠立穩定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