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取自江苏基督教史
蘇州是江南重鎮，歷史悠久，文化發達，又是清代江蘇巡撫衙門所在地，成為基督教在蘇南地區傳佈的重點對象和核心區域。西方傳教士在上海一落腳，就把觸角伸向了蘇州。 「道光三十年（1850）十月監理公會教士戴醫生等三西人，皆著華裝自滬乘舟至蘇，沿途散發佈道單張，旋返。」 這裡所提到的戴醫生是1848年抵達上海的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戴樂安醫生（Charles Taylor）。 王韜在《膕華館日記》中提道：鹹豐四年八月二十九日（1854年10月20日）他同麥、慕二牧師「抵洞庭山」（位於蘇州西南），九月一日（1854年10月22日）禮拜，麥、慕二牧師「登岸講書」。 這裡的麥、慕二牧師是指較早來上海的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和慕維廉（WilliamMuirhead， 1922-1900） 。 1857年 ， 慕 維 廉 和 楊 格 非 （ GriffithJohn，1831-1912）“往蘇州宣揚福音，時值粵寇猖狂，蘇人以間諜疑先 生 ， 群 相 仇 視 ” 。 太 平 天 國 期 間 ， 又 有 艾 約 瑟 （ JosephEdkins，1823-1905）等十幾位傳教士來過蘇州，但太平軍沒有答應他們廣泛傳教的請求。 太平天國之後，真正在蘇州立足傳教的，先後有美國監理會、北長老會、南長老會、南浸信會、聖公會和使徒信心會等宗派。 1901年《教保》雜誌記載：「蘇垣教會有四，即南、北長老，浸禮，監理是也。自去秋迄今，絡繹來吳者頗不乏人，茲將名姓臚列於後：南長老教會雙塔寺前教堂，杜君步西夫婦；齊門外教堂醫院，包君志登夫婦，惠醫生夫婦，斐、宋、梅三位女士；謝衙前教堂，高夫人；北長老會南園木杏橋教堂書院海君士夫婦；閻門外上津橋教堂醫院，康君夫婦，高、費兩位女醫生，福、梅、莫三位女士。會天賜莊教會醫院學堂，孫君樂文夫婦，文君乃史夫婦，斐君堯仁夫婦，狄君蟬惠夫婦，白君約翰，祁君惠光，卜氏明慧女醫生，明氏女士；宮巷教堂潘君慎章，長春巷教堂書塾，金、魏、戴三位女士。所以，蘇州也是一個西方傳教士雲集之地。在蘇州傳道成績最顯著的是監工會和南、北長老會。
監造會的傳道區域除了上海之外，主要是以蘇州為中心的太湖平原地區。 1859年，美國監理會傳教士藍柏（James William Lambuth，1830-1893）曾偕華人劉竹松到蘇州傳道，後因美南北戰爭爆發而暫停。 1869年（同治八年）藍柏再到蘇州傳道，他坐船停靠在天賜莊鐘樓（即文星閣，位於今蘇州大學本部）旁，把船和陸上空地作為他佈道工場，但聽者寥寥無幾。後來，他依靠和重用中國人員才算站穩腳步。 1877年，潘慎文（Alvin Pierson Parker，1850-1924）和藍柏的兒子藍華德（Walter Russell Lambuth，1854-1921）接踵而至蘇州，協助藍柏傳教。從1869年到1879年，經過十年的經營，監理會在蘇州十全街石皮弄、護龍街（今人民路）、鳳凰街和濂溪坊已有四個佈道處，但還沒有可以容納多人的教堂。 1881年（光緒七年），潘慎文在天賜莊折桂橋弄口購得一塊土地，建起一座中式風格的教堂，大約有四百個座位，後來在堂的後面續建一段，又加增二百個座位，當時被稱為“首堂”，該堂在1915年拆除，新建一座西式風格的教堂，即今蘇州大學本部西側十梓街的“聖約翰堂”。 1882年，藍華德的妹夫柏樂文（William Hector Park，1859-1927）到蘇州著手籌建醫院。 1884年，孫樂文（David Laurence Anderson，1859-1911）由上海到蘇州傳教。 1889年女佈道士金振聲（Atkinson Virgiania M.）在申衙前（今景德路中段）設佈道處，1892年始建救世堂，1924年（民國十三年）救世堂移建於養育巷慕花園弄口，即今養育巷北段「救世堂」。 1890年韓明德（T. A. Hearn）和項烈（Robert Henry）到蘇州，第二年他倆與華人牧師陳楹卿在宮巷設一小教堂，1921年（民國十年）得監理會捐款興建樂群社會堂，1923年落成，即今蘇州觀前街南面的「宮巷堂」。
有幾位早期中國基督徒，對監理會在蘇州的傳播和紮根起到重要作用。一是“造紐扣的李”，就是南匯人李子義，他曾在上海跟從藍柏慕道，後遷到蘇州葑門內鐘樓西居住。 1869年，藍柏到蘇州，李子義和他的大兒子李伯蓮，一同受洗進教，成為蘇城監理會最早的信徒。那時監理會在蘇沒有教堂，藍柏常住在李子義家裡。二是蘇州商人殷勤山，此人頗有資財，1856年在上海聽藍柏講道而入教，為最早蘇州籍基督徒之一。後經藍柏勸說回蘇居住，家在蘇州葑門內十全街石皮弄。 1870年他把房子租給監理會作佈道處，自己則四處傳道。三是浙江秀水人曹子實，他是個無家可歸的孤兒，十一歲時在上海為藍柏夫婦收養。 1859年，藍柏夫人因病回美國時將他帶走，並讓他在美國上學。藍柏夫人健康恢復後回到上海，把曹子實託付給美國雷大衛醫生照顧。 1861年，曹子實作為雷大衛醫生的助手參加了美國南北戰爭，為南部聯軍服務。曹子實在美國生活學習十年，1869年回國。 1870年，同藍柏到蘇州傳道，在葑門內十全街租賃殷勤山的房屋，開設講堂，兼設學校。這三位中國人，對藍柏傳教獲得成功以及監理會在蘇州的立足和開創起了很大作用，故被美國監理會譽稱為“蘇州開創時期的柱石”。 1891年（光緒十七年）9月12日至17日，監理會第六次年會在蘇州天賜莊教堂召開，參加者有正傳道十一人：林樂知、孫樂文、馮昌黎、步惠廉、赫摩西、衡特立、羅格思、韓明德、李子義、程靜三、孫垣伯、史子嘉；試用傳道十人：蓋翰伯、凌子言、曹子實、陳楹卿、唐沐三、梁志道、吳桐軒、陳子君、焦子方、姚梅羹；教友使者三人：朱鼎卿、李登書、朱月如。會中總結本年傳道情況、考察傳道人的品行和辦事能力、推選新的傳道人並分派下一年的任務，蘇州和上海兩連環表現突出。本年監工會各堂教友總計三百八十八人，其中美國人二十三名，本年受洗者大小共六十人。 1901年，美國人潘慎章長老負責監理會蘇州連環司，當時其管轄的範圍和人員包括：城內天賜莊首堂循環長老文乃史、陳楹卿，傳道奚伯瑤，勸士沈壽康、江夢九，會使秦炳生；城內宮巷堂循環長老史子嘉，傳道李月峰，會使範蓮生、譚介眉；無錫循環長老史子焜；常熟循環長老畢立文，執事蔡式之，傳道徐芝生，會使周晉麒；還有湖州循環長老衡特立、程靜山，執事吳桐軒，試用傳道太懷，本處講道陳笙、沈香士，會使朱梓卿、黃鳳發、萬春甫等。
1900年前後，儘管有北方義和團運動的影響，蘇州監理會的傳教、辦學、行醫等事業仍持續發展，林樂知、潘慎文、孫樂文等西教士開始創辦東吳大學，柏樂文、斐堯臣、史子嘉等中外教士提倡戒鴉片煙和女子放足。 南、北長老會是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分開的。南長老教會在1872年（同治十一年）開始進入蘇州，它的傳播和發展離不開杜步西（Hampden Coit DuBose，1845-1910）和戴維思（1849-1917）兩位牧師。杜步西的主要貢獻是建立了蘇州養育巷教會。杜步西夫婦是隨美國監理會牧師藍柏同船，經杭州來到蘇州的，起初在富郎中巷租房佈道，也常至楊家橋、橫涇、光福等鄉村傳道。光緒初年（1875），杜步西本打算購買蘇州郡學（文廟）西面的土地建築教堂，後來迫於士子和民眾的壓力，地方官吏集款千金贖回土地。於是在養育巷東面購荒地五畝七分開拓地基，建立教堂，廣搜教友，同時沿鄉添置教堂十數次，會中教友均受其益。 杜步西在蘇州傳道成效是很大的，今蘇州使徒堂（原名「思杜堂」）《杜步西先生紀念碑》記載：「先生先蒞蘇設堂傳教，勸導熱心，不辭勞苦，寒暑無間，總以救主耶穌為宗旨，冀得萬民脫離罪苦，一時信徒麕集，車轍盈庭，聞風而來，不能數舉，皆先生救世之苦心，亦聖靈感動有以致之也。好學的精神和著述的豐富：「初來吳會，語言文字尚未精通，延請吳下名師宿儒，虛心考訂方言文學，上午讀書，下午講道，數十年來討論真理，雖終日話談，無少倦容……平生篤守聖教，至老弗衰，尤好著書。中西文之書，指不勝屈，已刊行者如《聖道序論》、《天道講台》、《福音講台》、《救主行述》、《得救磐石》、《三教問答》、《福音千字文》、《福音講台篇十二章》、《聖經小引四章》、《舊約註釋》、《新約註釋》、《速除罌粟》，以上皆中文之書。杜步西很重視收羅人才，傳道方面得到了陳少芝、包蓮芳等當地優秀人才的輔助。長老教會史料記載：「杜公不但品學兼優，而且和藹可親，每出外佈道，人家都稱他為長鬍鬚先生（因為杜公之須長過胸間），由此可知，傳道事業於蘇州無甚難。後來，他的遺孀Pauline、兒子杜翰西（P. C. DuBose）和女傳教士高夫人在
美國募集巨款，在養育巷重建教堂，1925年（民國十四年）4月3日開堂，為紀念杜步西，定名為「思杜堂」 。
戴維思牧師的主要貢獻是建立了蘇州齊門教會。他是1873年秋天來蘇州的，先在城內石塘橋購得平屋一幢，作為佈道的根基地。後來遷到謝衙前建禮拜堂，築住宅，因謝衙前的地基狹隘，才出售於浸信會。 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到齊門洋涇塘地方，購得荒地三十餘畝，建立福音醫院和教堂（為民國十一年建造的崇道堂前身）。戴維思的另一個貢獻是在1901年與杭州的甘路得和來恩思（又譯名來恩賜）組織遊行聖道書院，連年奔走於南京、杭州等處，因是校或在杭、在蘇，無某地點，故名其為“遊行聖道書院”，也是後來金陵神學院的起頭，到1904年，有諸辛生、劉道生、張維遜、樓呈祥等八位傳道人畢業。 1905年海敦教士來齊門幫忙教務，周圍四鄉，如巴城、石牌、湘城、石塘、南北橋、和村等處都設立過分堂，可惜海氏在1914年秋季回國的時候，遭危於地中海。還有浙江德清的劉德森教友對齊門教會的發展也非常熱心。戴維思於1917年春季，因肺炎歸回天國，享壽六十八歲。 「戴公為人方正謹嚴，樸實勤勞，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實不能不令人追想儀型呀！」 自從海、戴二公相繼去世以後，齊門教會大受影響，後來又有惠更生醫士要與醫院脫離關係、署理牧師不得其人等種種問題發生。北長老教會來蘇州傳教比南長老教會早。美國傳教士施美德（又譯名史密得、斯米德、斯美德，英文名M. C. Schmidt）在1867年9月（同治六年八月）就來蘇州傳道，他本來是德國人，曾經是鎮壓過太平天國的戈登將軍的副將，幫助李鴻章克復甦州有功，不願受別的獎賞，唯向李鴻章要求在蘇州開教，於是得立堂於盤門內之小倉口，後遷至葑門內之木杏橋。之後，費啟鴻（G. F. Fitch，1845-1923）、海依士二博士來華，延續其功。當時，幫助傳教士工作的中國信徒有鮑華甫、湯執中、羅錫本、朱祝三等教友，特別有蔣敬齋長老幫忙購買基地，其功甚大。再後，美牧師來恩賜由杭州調蘇州，在閶門外十五里的獅山之下的小鄉村佈道，與教友謝燕堂鮞屋而居，開鄉村佈道之先聲。同時，羅錫本往崑山開荒。另外，在蘇州城內之廟前、直街、閻門內專諸巷、胥門外小日暉橋均設立分堂。更後，又有斐義理教師自美國來蘇州，看好閶門外為緊要之地，於是在上津橋畔，設立教堂，劉道生與之同工。庚子事變之後，康福安博士來蘇州，劉道生、諸辛生等也從神學畢業協助工作，於是在四鄉設立分堂：胥門外有橫涇、木瀆二鎮，閻門外之楓橋、滸關、望亭、道安橋等鎮，齊門外有黃埭等處。 1906年後，南、北長老會為避免工作重複，同意調整地區，南長老會傳道的木瀆、光福、橫涇與北長老會主持的吳江、平望互換。再後來，崑山、獅山、城中的一些分堂都關閉，北長老會傳教的大本營主要集中在閻門外上津橋附近。諸辛生牧師在總結早期北長老教會傳教經驗時寫道：「羅致人才一事，其法如下：（一）往他處老公會聘請傳道人才，如湯執中、鮑華甫、羅錫本、朱祝三、章旌雲、嚴禮餘諸君。燕堂諸君。諸君。 。 。大規模之佈道。會，每年至少有一次奮興會，或靈修會，加教友之靈德，而做主之工作。南浸信會傳教士白多瑪（T. C. Britton）牧師夫婦於光緒三年（1877）來蘇州傳教，後來在蘋花橋建教堂。 1896年購得北長老會天后宮和謝衙前的產業，工作中心遂轉入謝衙前。 1901年《教保》雜誌記載該會傳教情況寫道：「蘋花橋浸信會教士白君多瑪，朱君研香，每日開堂宣道，嘩娓動聽，聞而悅納者頗眾，今於六月間受浸者四男人，如經雲淚而播者，必喜而獲矣。 McDaniel）牧師來蘇州地區傳教，盛澤、東塘市也建立了教會，之後蘇城東南的甪直鎮又創立教會，後聘北浸會的能人何子耀為傳道。 1908年蘇州無錫兩處的教友人數約一千五百名。 1910年9月，蘇州浸禮傳道會在蘋花橋教會舉行，來賓郭維義（郭惟一，W.E. Crooker）牧師演講了大佈道的益處，白多瑪牧師繼任委辦並介紹了上海傳道會聯合的情況，章程委酌陸亮生教士報告了章程細則和職員的分工，委辦代表週吟泉教士匯報了循環傳道的情況，沈興詩長老被任命為傳道委辦負責調派各路教牧，委酌何子耀教士認為宜用羅馬字母注音蘇州土白讓下等社會及婦女讀懂聖經。 何子耀傳道不幸於中歷宣統二年十二月初十日病逝。
聖公會傳教士韓忭明（1868～1933）於1899年來蘇州城內，先在桃花塢廖家巷租房設堂，後建天恩堂和佈道所。他「開闢蘇、揚二牧區，創辦桃塢、美漢等中學，於江蘇教務，相當多貢獻」。 使徒信心會於1889來蘇州城傳教，民國後才成立教會。 蘇州附近的縣、鎮、鄉都有基督教一定程度的傳入。基督教傳入蘇州北部的常熟比城區更早。根據聖公會《江蘇教區史略》記載：「一八五六年來華之韋廉臣（Rev. C. M. Williams）與李瑾（Rev.John Liggins）二位教士，至一八五八年，已熟悉中國情形，能操本地方言，曾與黃光彩會吏同至距離上海九十英里之常熟縣租房佈道，聽道者頗為踴躍，是為江蘇教區上海以外最早開闢之地段。 、李二氏往日本，留黃會吏在常熟工作，未幾當地人民與黃發生衝突，常熟教會因以停辦。第一位中國信徒，他的女兒黃素娥後來為上海聖馬利亞女學校長，其女婿卜舫濟（Rev. F. L. Hawks Pott，1864-1947）為聖約翰大學校長。聖公會又於1902年由江蘇教區派美國傳教士慕高文和中國信徒葛莊眉到常熟傳教，先後在殷家弄口、新縣前和閣老坊等處設佈道所，1908年該會牧師衛爾生（威爾遜）在城區縣東街建基督堂，1910年於七弦河建住宅。繼聖公會之後，監理會也來常熟傳道，1880年（光緒六年）南匯人李子義牧師開始租用常熟城區小東門東倉街民房作佈道所，1902年由孫直齋贈送基地（言子墓道南側一塊墓地）、信徒捐贈和監理會華東年議會協助在北門大街正式建立禮拜堂（即後來的景道堂）。 蘇州南部的吳江縣基督教傳播也較普遍。 1890年（光緒十六年），監造會傳教士衡特立與嘉興人曹子實從南潯到震澤傳教行醫，先在南柵義嘉橋，後遷至十間弄、祠堂橋、大橋灣、壽星橋設佈道處。 1899年，在盛澤鎮蛇頭弄購屋設立境內第一所教堂，之後陸續在震澤、桃源、七都、壇丘等地開設教堂。 1900年，南長老教會傳至松陵、平望、黎裡等地。 1907年，浸禮會也傳入吳江的盛澤。 無錫南接太湖、東臨蘇州。 1891年監理會開始在無錫南門外租屋設堂，不過是蘇州的孫樂文、陳楹卿等不時地來無錫傳道而已。後來又派梁志道、李仲覃常駐無錫。 「其時聽道者有人，慕道者有人，錫地教友竊喜之，意謂吾德其有鄰乎。」可惜的是，1892年夏樑志道因病返國，李仲覃也調回蘇州。 這樣中斷了六年之久，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美國監理會主任傳道畢立文、華人協理程靜山再到無
錫，在南門外棉花巷（今南長街耶穌弄）設立常熟無錫循環區，又改為無錫循環區（後稱牧區或牧境）。 1901年史玉岡奉派駐無錫，購地建堂，並設立英華養正學堂，此時教友楊維翰在無錫行醫，輔助教會。 1905年羅格思、李月峰二牧師來無錫主持教務。 1908年俞止齋移鐸來錫，龐越封、司馬德、朱遵道等協助，監理教會日益興旺。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美國聖公會江蘇教區美籍主教郭斐蔚派麥甘霖會長（牧師）和華人朱葆元會吏到無錫創辦錫（指無錫縣）金（指金匱縣）聖公會，租賃南門城內槐樹巷顧姓住宅為臨時會址，開堂傳教。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美國南方浸信會傳教士白多瑪夫婦從蘇州到無錫，租賃江陰巷的民房為講堂，聘請史雲生為傳道員，翌年，成立無錫浸禮會。 之後，華彼得夫婦、強克勝夫婦也來到無錫，並在城內惠工橋附近建立教堂，同時買了一艘船，取名“福音船”，船上用布篷搭蓋，以擋日曬雨淋，他們常到洛社鎮佈道。 宜興在太湖西，較早來此傳道的是監理會西教士潘慎章和華人牧長史友蘭。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城內南街設立了佈道處。 1909年（宣統元年）升為循環，這年冬天，史友蘭調離，繼任者為其叔父史玉岡，於是開始興辦主日學校、鄉村佈道、兒童教育等事業，不久張渚東霞埠支堂成立。 1910年趙基法來宜興佐理教務，在湖父丁蜀山一帶傳教。 1911年（宣統三年），該會西教士霍約翰又在和橋鎮設立「福音堂」。 江陰在無錫之北，北臨長江，別號澄江，又稱蓉城。也是人煙稠密之處，但人民多是固執不化，迷信極盛。 1895年秋，美國南長老會遣派李德理、海敦二教士，來到江陰，先在東門外河南街，租定民屋一幢，以為住宅和禮拜堂等用。海敦略諳醫理，就在那裡施醫講道，雖是苦口婆心，但當時的人總是不關痛癢。 1896年秋，忽有痞徒將死小孩私埋於海、李二教士住宅內，謠言洋人食人肉、挖人眼製藥料等傳言，因此就引起了鬧教的風潮，盡將禮拜堂房屋中雜物搗毀一空。於是海、李二教士逃往橫山砲台避難，事後未見安寧，又遷居到無錫住兩個月，遂即回美國，這是他們在開創時候的情形和艱難。 1897年秋，海、李二教士，重來華夏，並且與慕維德教士、華爾德醫士等同來江陰，仍取點在河南街，這一年購地建堂，將傳道事業和醫療等各職分任。至於四鄉傳道方面，海氏為最得力，東奔西走，開闢荒場，也不嫌體倦。又在朝陽關地方開辦聖經學校（此校後來歸併於金陵神學院），當時所困難的是，羅致人才，頗不容易，學生每有衣食身家之累，於是他自己情願吃苦，不食西餐，不穿新衣，省下費用補助學生的不足。他講道的地點也很廣闊，包括華 、祝塘、蕉溪、夏港、申港、陳陸橋、後塍、楊厙、鎮山等處，江陰當時的各分堂，差不多十之八九，是海氏開創的。到1905年，海氏因蘇州齊門教會的請求，於是離澄往蘇。想不到1914年秋天回國的途中，輪船經地中海遇險沉沒。 「海氏因救人的緣故，反而自溺其中，聞者莫不傷悲，曾有許多教友得此驚信，哀悼若傷己之父母然。由此看來，也可知海氏的為人了。 1900年，長老會在江陰建造福音醫院男病房及禮拜堂，由華爾德醫師主持醫務，有馬維善及邵夫人等協助傳道。 1904年，李德理回美國籌得巨款，1906年開始在江陰租屋辦學，開辦了勵志男校、輔實女校以及聖道女校，並聘請蘇州長老會的陳培卿作教師。 1907年建造了女醫院。 1908年後，又有沈文蔚夫婦、李薇香、湯嘉德、胡梅林、華保仁、慕愛力教士等相繼來江陰傳教。 1909年男女兩校的正式校舍建成。 江南地區天主教的勢力本來也很強大，基督新教傳入後，有的鄉村甚至出現教堂林立的景象，江陰的周莊鎮（不是蘇州南的周莊鎮）佔文橋、彭蒿村鄉民流行的諺語雲：「抬頭一片桑，十里三教堂。」足見此地基督教發展的繁盛了。
常州雖然離蘇州、上海不遠，但監理會由蘇州傳到常州已是半個世紀後的事了。 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蘇州監理會派西教士羅格思（Lucas）首次來常州傳教，因未租到房屋，又返回蘇州，所以，同年監理會年議會只列了“常州循環”的名稱，但派出傳道人空缺。 1903年，監理會又派西教士潘慎章（A. B. Porker）和博習書院畢業生俞止齋到常州開荒，租得大北門外盛姓房屋為潘牧師住宅，北直街中段洪姓的幾間房屋為教堂及中國牧師的住宅，此時常地風氣未開，潘牧一度為市民驅逐。此間，教會又派楊奎章來常州，開設英文班，來學者也不多，不到一年英文班就停辦。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又增派史友蘭牧師來常州。 1907年史友蘭調宜興，李月峰牧師來常州，同年，西女士羅淑君在北直街開辦崇真女校。 1908年西教士霍約翰擔任常州循環司，在登省巷內買到三間民房，翻造為其住宅。同時，史友蘭牧師舊地重遊，由於熟悉民情，常州教務進步很快。 1910年（宣統二年）西教士鮑涵恩至常州，常州教會就此分為北、東兩個循環：鮑涵恩任北循環司，霍約翰任東循環司。東循環租賃關帝廟隔壁湯襄武王齋祠為禮拜堂，並開辦育德女塾，由孫友朋女宣教士負責。 1911年史友蘭調離，鮑涵恩仍為循環司，從珠街閣調來的焦汝舟（焦子方）任協理傳道。這時傳道工作發展較快，在東門城門口租舊房設立了分堂，繼而又向外擴展到戚堰堰、宜興和橋兩地設立分堂。後來宜興和橋自成教會，戚緣堰仍屬東循環下的分堂。 蘇南地區屬於吳方言區，原本手工業及商業較中國其他地區發達，加上海等通商口岸的開放，使基督教傳教與通商齊頭並進、蔚然成風。河道密布的江南地區交通還算方便，傳教、通商主要在城市縣鎮，也波及鄉間村舍。商業繁盛之區，傳播教義實屬不易，因為商業繁盛之區也是藏污納垢之地，人們大多重財輕道，工商之徒居無定所，「朝尚求道，夕已不見」「即如謹守安息一端，而能如鄉下信徒虔誠潔淨者，蓋誠寡矣。不過，在人口流動性不是很強的時代，通商與傳教還是相得益彰、互惠互利的，像監理會、長老會的傳教士們周旋於江浙滬之間，不僅便利了各種信息的溝通，同時也將福音的種子灑在了所到之處。
蘇州長老教會鮑華甫認為，中國和西方，一個國富民強，一個國衰民弱，其根本的原因在於一個遵循真道，一個不循真道。他在《論吾華人貧窶之原》中寫道：「竊思中外情形，於彼則國富民強，人傑物靈，於此則國衰民弱，人昧物蠹，其原蓋有故焉。真神正道者，類皆生順死安，沐其恩波，可以無虞終窶。 ……若吾人逆理違天，不循真道，久迷休復，亂正反常，則至此窮窶之遭。 「節用為治國齊家之綱領，使治國不能節用，則國體空虛，而度支不給，齊家若不能節用，則入不敷出，而蕩產傾家。故《易》有之曰：節有製度。 「今夫晏安鴯毒者，莫如鴉片，而無人之吸食者如蟻慕羶，散手好閒，惟燈是弄。餘嘗聞之，一夫不耕有啼飢者，一婦不織有號寒者。 「今吾人所崇尚者，又有若假神菩薩，聞其名則甚尊，問其實則有愧，不意甘受其欺，竟遵其教，遂以雕塑偶像，焚香燒燭，鑿紙為錢，以為邀福免禍之門。 「鮑華甫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奉勸吾人頓改前轍，棄諸虛邪，順崇真神，篤信耶穌，上報天恩，下慰人願，生前獲安，死後得福，信耶穌之教，非惟有益於靈魂，抑且有益於邦家，即文物之聲名，享治平之隆盛，保人民乂安，盡在此焉。在鮑華甫看來，歸信基督教不僅可以改變人民的精神狀態，也可以使國家變得富裕強盛。
興醫院
耶穌既是救世主，也是一名大醫師，他在世時不僅傳講福音，也醫治那些瘸腿的、瞎眼的、長大麻風的病人。西方現代意義上的醫院是由基督教創立的，到14世紀，歐洲醫院已經非常普遍，英國人常常把醫院說成是「上帝之家」 。 19世紀上半葉，伴隨著基督教，西方的醫學技術和醫院制度也進入中國，中國最早的教會醫院是美國公理會傳教醫師伯駕（Peter Parker，1804-1888）於1835年在廣州創立的博濟醫院。 1844年倫敦會在上海建仁濟醫院，1866年美國聖公會在上海辦同仁醫院。 基督教各差會在江蘇也陸續建立了多家診所和醫院。 1.蘇州博習醫院博習醫院是中國內地（除東南海岸外）開設的第一家西式醫院。 1869年美國監理會傳教士藍柏來蘇州，在天賜莊一帶開展佈道和行醫工作。 1877年藍柏的兒子藍華德來蘇州，在天賜莊租賃民房三間試辦了一個診所，題名叫“中西醫院”，此即博習醫院的雛型。藍華德試辦中西醫院三年後，重新回美國研究醫學和醫院建築，1882年藍華德偕另一傳教士柏樂文來蘇州籌建醫院，兩人在美國都曾就讀於大學醫科。 1883年初，他們得到教會和蘇州地方人士捐款共一萬美元，以一千美元在天賜莊購墓地七畝開始興建醫院，歷時半年，醫院告竣，定名為“蘇州博習醫院”（Soochow Hospital）。 1883年11月8日正式開幕。 1884年柏樂文回美國深造。 1885年藍華德隨父赴日本傳教，院務由中國人曹子實主持。 1886年春，柏樂文重返蘇州，正式擔任蘇州博習醫院第一任院長。
博習醫院推廣的是西方醫學的診斷技術和用藥方法，開始並不被國人所接受，尤其是蘇州中醫盛行，吳門醫派影響很大，人們對西醫持懷疑態度。另外，西醫檢查精細，常令患者過度暴露身體，男人尚覺難堪，女人更是接受不了。但是，藍華德、柏樂文等醫生為人謙和，醫術高明，逐漸博得蘇州人的信任。特別是柏樂文，不僅服務博習醫院長達四十年，而且提倡女子放足和禁戒鴉片，被當地人稱為「柏好人」「活救主」。 1915年，袁世凱贈其「仁心仁術」匾額表示嘉獎。 1917年，《興華報》刊文稱讚其醫術醫德：「美國柏樂文，醫學博士，西來之盧扁也，創博習醫院於吳會天賜莊，為人謙和慈愛，樂善好施。凡就診於博士者，靡不手到病除，活人無算，道高德隆，聲名卓著，貧夫乞丐咸呼博士謂活救主，大總統特贈匾額，題頒仁心仁術，非過獎譽也。士來華前後約有數十年，今又逢例假回國，教內外各界人士聞之，送禮餞行者不可勝數，最鮮見者，臨行時不但人數眾多，而爆竹之聲，自天賜莊直達至火車站，約十餘里之遙，不勝榮幸，然非心基督心，行基督行者，安克萬眾敬愛一至於此也。早在1886年春，他從美國返回中國，就將在歐美剛發明的「可卡因」麻醉術運用於中國，治癒了無數眼疾患者。有一次，柏樂文到鄉村巡診，來了一個村民，他的眼球被鐵匠舖的熱鐵屑濺傷，又紅又腫，疼痛不已。柏樂文為他用「古柯鹼」滴患眼施行麻醉，然後用手術刀將鐵屑剔出。患者驚嘆一點都不痛，圍觀者將柏樂文視為神仙。 1892年5月，江蘇提督的侄子被人報復行刺，頭部嚴重受傷，經幾天搶救無效，大家都以為必死無疑。柏樂文運用先進的科學消毒法，成功地為病人做了外科手術，使其起死回生。柏樂文也擅長解決病人的心理問題：有一位病人對他說：「柏醫生，我吃了你給的藥不見效，怎麼辦？」柏樂文說：「我再給你一種藥，和原配的藥一同服下，包你見效。此人走後，柏樂文就說：「此人心理上有毛病，我給他的藥是糖衣包餅乾屑，我常用這種藥片應付多疑的病人。」1897年12月，柏樂文還從美國引進X光診斷機，使博習醫院成為中國第一家引進X光機的醫院。 這些故事和事蹟充分說明，柏樂文作為博習醫院的開創者不僅醫德高尚、醫術精湛，而且眼光高遠、經驗豐富。博習醫院秉承基督教治病救人的精神，一面醫治身體的疾病，一面進行福音的傳播。醫院第一年的門診量達七千六百人次，住院病人為一百二十五人次。每天早晨全院職工必定集中一處，同做晨禱，首先全體合唱讚美詩，後由主領牧師朗讀聖經或宣講聖道，為時約五到十分鐘。門診病人由牧師在空隙時間有選擇地對之傳道，住院病人由牧師到病房個別探訪，女病人有女佈道前去傳福音，醫院還備有中英文宗教書籍和衛生知識讀物供病人借閱。 至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醫院中所成諸事……較往年更盛。」該年《醫病清單》記載：「住院戒菸一百二十七人，內科三十三人，外科一百十六人，眼科十五人，門診大號二千六百九十七人，複診一千零六十人，小號三千九百六十六人，複診一千五百四十人，出診治各症二百五十八號，救吞生煙二十一號，出診治西人八十七號，零看及上門買藥者一千零七十五號，女醫院卜醫生看六千四百六十六號，兩共一萬七千四百六十一號。者，可見醫院之設，不第能治人之病，亦能服人之心，實為傳揚真道最好之一法，今其效已成，不致我等有所失望也。之善舉，即新造一戒菸局，其經費約有十分之九，為華人所捐，其所以如此樂於捐助者，皆因柏醫生有過人之德，久為人所敬仰，凡其所為，人皆樂於遵從，故不多時而即照數捐齊，建成此局，設非柏醫生久為人敬重者為之首倡導，則他人斷不能成就也。回國後，醫院諸事，均由曹子實先生一人經理，故仍照常開診，並不停歇，可見今年曹先生為本醫院亦造福不少矣。
除博習醫院外，監理會在蘇州還開設博習婦孺醫院。 1887年（光緒十三年）由監理會女傳教士斐醫生（Mildred M. Phillips）在天賜莊創辦。起初兩院分別培養學生，1894年開始合辦醫學院，招收男女生徒，分班教授，五年畢業，發給文憑，服務社會。 1902年冬季，監理會醫學院有三位學生畢業：「曰週女士培卿，常熟人，父亦通西國醫學，培卿幼肄業蘇州冠英女塾，入醫學院誦習臨診五年，受憑之後，將回其家，為人診治雲。松江，為蘇州博習書院卒業生，為該書院格致助教數載，自願再習岐黃，苦讀五年，教習鹹刮目待之，卒業後，仍留司博習醫院事務。隆重，參加者有蘇州府縣各大員、日本領事、監理會主教蓋樂惠、上海中西書院掌教潘慎文、東吳大學掌教孫樂文、東吳大學教習文乃史、金女士等。裴、狄、卜三醫士為主人。鼓琴、禱告、唱詩後，畢業生周培卿讀《婦女論》、張仁吉讀《衛生論》、成崇文讀《中西醫理比勘論》。之後，蓋樂惠主教用英文演講，潘慎文以中文翻譯。其內容大致雲：「……諸君子今日受憑，能操活人之業，以濟中華老大帝國，是可賀者一也。……今日辱撫藩臬三憲、稅司、日本領事諸大人，及眾尊客之光臨，足證諸大人尊客嘉許教育之進步……是可賀者二也。之為事，尊可貴，救世間之眾生，憫庶民之疾苦，……是可賀者三也。 .諸君子肄業此院，是可賀者四也，夫此院之名，已播全國，前屆卒業生，分駐各處，無不名譽鵲起。教習之名譽，亦能增光。 1903年，醫學院併入東吳大學為醫學科，擴大招生，學制仍為五年，頒布大學文憑。博習醫院規模逐漸擴大，引進先進醫療設備，成了蘇州地區遠近聞名的醫療機構，造福一方，為人樂道。今蘇州市第一人民醫院暨蘇州大學附設第一醫院的前身就是博習醫院。除了監理會的博習醫院和婦孺醫院外，民國前蘇州還有幾所教會醫院： 1895年（ 光緒二十一年） 美國南長老會惠更生（ J.R.Wilkison）醫師在齊門外洋涇塘岸購地四十畝創建福音醫院；1899年北長老會女傳教士蘭醫師（Mary Lattimore）在上津橋創立婦孺醫院（又稱美國醫院）；1910年（宣統二年）惠更生醫師在閶門外四擺渡開設更生醫院。
辦學校
在近代西方，學校的設立與教育的普及與基督教有密切的關聯。正如傳教士林樂知所表達：「欲化民之陋而使之文，非興學校不可也，欲祛民之愚而使之明，非廣教道不可也。且學與教相為表裡，西國教堂學堂並列，幾於無地不然，有時興學之事，即掌於傳教人之手矣。教化所以日興也。教會學校的辦學宗旨是要傳授和研究宗教知識，但同時也不排斥世俗文化和科學知識，因為基督徒相信美善的力量和一切智慧均來自上帝的賞賜。所以，傳教士一旦在某地設立了教堂，與之相應的醫院和學校也會迅速地興建起來，教堂、醫院、學校成為基督教現實機構的「三位一體」。根據《1901-1920年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對當時教會學校狀況的統計：江蘇省（包括上海）宣教師駐在地70%設有教會高級小學，僅次於山東省的75%，位居全國第二；54%設有教會中學，位居全國第二，僅次於東北三省的60%。江蘇省有教會初級小學354所，總人數為11550人，男女比例為1.8∶1；教會高級小學120所，總人數為16565人，男女比例為2.5∶1。由初小升入高小的學生比例在全國最高，為44%。江蘇省教會中學有51所，中學生總數為3323人，男女比例為4.4∶1，江蘇一省的中學生人數相當於內地十二省中學生人數的總和，居全國第一，主要分佈在該省十三個城市裡。 江蘇省教會高等教育事業也居全國首位，上海、南京、蘇州三處共設有5所教會大學，有男女學生約700餘名。 這些數字和事實充分說明江蘇省基督教教育事業起步較早發展很快，在全國處於領先的地位。
兒童教育是培養人和造就人的第一步，女子教育乃兒童教育成功的前提和條件，因為女子將來要成為母親和兒童的第一位啟蒙老師。傳教士很早就意識到這一點。林樂知在他所辦的教會刊物中大力提倡早期教育，它不但自己在上海的林華書院創辦接受兒童的義學，而且號召各地的教內外人士也響應興辦。 他在《論中國亟需設立幼稚園》一文中較有系統地論述了兒童教育的重要性。他堅信：「群眾不欲進步則已，欲求進步，其必自兒童教育始。」而且，將福音的種子播撒在兒童心裡，將來必有大的收成和結果。林樂知坦言：「吾黨勸道華人之法，惟幼稚園之收效為最大。吾知其必置他事於緩圖，而以是為先務，非吾之過甚其辭也，幼兒園之設，即以道德救兒童者也。書籍所能導引其能力，即在七歲以上，其收效亦僅矣。 。林樂知也非常重視女子教育，他的《中國振興女學之亟》一文強調：「欲謀男子之教育普及，非先興女學不可也。」1892年，他與海淑德（Laura AskewHaygood， 1845-1900）女士在上海創辦了中西女塾。 1901年畢業於中西女塾的史鳳寶女士在《中華亟需內助之德》文中指出：「泰西教化興盛之國，讀書識字，無間男女，故生女必學，視為固然，宜其所學，往往高過男子，以是為內助，不啻家有謀主焉，既生男女，不啻家有師保焉。女子爭勝男子，以博一旦之名，惟欲女子皆能自盡天之所畀，以為邦家之光，以端教化之源耳。可見，母親的教育對孩子培養成長影響重大。 1846年美國聖公會主教文惠廉在上海虹口設立基督教男塾，成為江蘇地區的第一個教會學校。 上海以外，江蘇境內的教會學校較早的就是同治六年八月（1867年9月）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斯米德在蘇州所創立的兩所學堂。 1868年，蘇州北長老教會的鮑華甫教友給《教會新報》的信中寫道：「史米德先生與弟自客歲八月中至蘇立教以來，諸事尚可，傳道蒙天父恩護無阻，現有五人入門，再有學堂二處，學生共計二十餘人，每逢主日聽道者不下三四十人之數。 1869年，來蘇州傳教的監理會傳教士藍柏夫人在家中招收了十二名女孩，每天搖頭晃腦背誦一段課文，散課時還可以領到十文銅板，作為因讀書而荒廢家務的補償，讀書給錢成為早期教會辦學的特色。 1871年，從美國學習回來的監理會醫生曹子實在蘇州葑西的十全街租教友殷勤山之屋開小學一所。第一年只有學生兩名，一個駝背男孩和一個女孩。 1874年，另招一班寧波學生充數，並且逐漸發達。這所學校在蘇州有一定的影響，「不特為教會興學吳中之濫觴，抑亦為吳中興學之先驅。」1884年10月 美國北長老會在南京莫愁路創辦明德小學，1891年在戶部街又創辦益智小學。 1894年美國美以美會在南京估衣廊創辦匯文小學。 1896年和1899年美國基督會也在南京創辦小學。以後，江蘇境內其他地區也相繼創辦小學。不包括上海，1949年前江蘇境內有教會小學60多所。 與兒童教育相伴的女子教育在江蘇也蔚然成風。 1883年，監造會傳教士潘慎文的夫人衛女士在蘇州天賜莊創辦冠英女塾。 1891年，監造會女傳教士金振聲來蘇州在申衙前（今景德路中段）創辦男女兼收的義務小學，1896年移至長春巷分設男塾和女塾。 1901年《教保》雜誌記載：「蘇垣長春巷英文算學館，創設迄今，歷有年所，生徒年增一年，固由金小姐及夫中西各教習督課之勤，管理之善，乃令盛名四播也，本城就學者頗不乏人，即別埠如上海、南匯、無錫、崑山、烏程，負笈來學者，實繁有徒。大中小三等，生徒約有百人。後來在西麒麟巷租屋辦英華女校，1914年在慕家花園購地興建新校舍。金振聲貫徹了林樂知的兒童教育理念，在英華女中附設了一所具有西方風格的幼兒園。早在開設此科之前，金振聲鑑於幼兒教育的重要，就資送吳月娥、鬱秀娟二女士到日本學習，回國後，就在英華女中開設幼兒園。起初幼兒園都是免費的，招收貧困家庭的孩子，後來入學的人越來越多，對部分學生實施了收費。到1917年該校共管轄三個幼兒園，招收兒童總數101人，其中收費兒童40人。 這些幼兒園對兒童採取的是遊戲加輔導的自由開放式教學方法。在手工課上，「即令兒童複習已授之各種細工，一任其心之所好者，隨意為之。俾各自運用其心思，教育者並不為之規定。蓋藉以覘兒童之性質感情意志也。間，與兒童共同製作，既以防止兒童不良行為之發生，尤以助長兒童學業上之興趣。在遊戲課上，「兒童作遊戲，不由教師主之，純由兒童自擇。遂開始矣。之遊戲，凡三四種，純出於兒童之自主，而秩序始終不紊，保姆在旁，不過監視助興而已。教育精神之所在。 1903年，監造會為紀念海淑德女士的逝世，依照上海中西女塾的規制在蘇州天賜莊創辦景海女塾，景海女塾與先前免費義務女塾不一樣的地方是，像上海中西女塾一樣，它實行收費制度，招生對像已不再是貧困家庭的子女，而是城市富裕家庭的小姐。 1916 ， 景 海 女 塾 改 為 景 海 女 子 師 範 學 校 （ Laura Haygood NormalSchool）。它除了培養一些高雅優秀女性外，也為兒童和女子教育事業輸送人才。 1887年，美國美以美會女傳教士沙納德在南京創辦匯文女。 1884年，美國北長老教會在南京四根桿子辦明德女中。 1884年，美以美會在鎮江銀山門創立崇實女中。 1888年，美國南浸信會在揚州壽安寺（今粉南巷）辦一所女學，1906年改為慕究理女子學校。到1913年，金陵女子大學的成立標誌著江蘇的女子教育已達到全國很高的水準。
書院是中國古代地方最重要的教育機構，相當於西方的中學或大學。傳教士借用了「書院」這個比較古雅的名字，開始在中國各地設立傳授宗教知識和科技人文知識的學校，最早的招收華人的教會書院可追溯至馬禮遜所創辦的英華書院。與中國傳統書院相比，西式書院有以下幾個特色：一是學制比較長，包括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甚至接近高等教育；二是中西並重、文理兼顧，有時強調以中文授課，有時側重用外語教學；三是重視宗教教育，開設聖經、教會史、教義問答等神學課程。在現代意義的大學沒有建立之前，這些書院成為培養近代先進人才的主要場所。江蘇省較有影響力的西式書院，除了集中在上海之外，蘇州、南京等地書院的開辦也較興盛。
1900年之前，監理會在蘇州先後開辦了存養書院、博習書院和宮巷書院。 1879年蘇州十全街的主日學轉入天賜莊後，命名為存養書院，由潘慎文主持，書院全部採用中文教學，且不教外語，主要講授聖經、西學和儒學。 1884年，為紀念美國巴芬頓父子向監理會捐款，存養書院改名為博習書院（Buffington Institute），繼續由潘慎文主持，書院所用的教科書大部分由潘慎文本人翻譯和編曲。起初，博研院繼承存養書院的傳統，所有課程都以中文講授，以便學生領會和掌握。 1887年，為滿足社會對英語人才的需求，博習書院增設了英語科。 1891年起書院的學制正式定為十年，第一年到第五年為預備課程，內容包括《三字經》《百家姓》《論語》《教義問答》《自然科學初階》等，第六年至第十年為正式課程，內容包括《散文範例》《神學要義》《世界史》 《春秋》《寫作》《幾何》《自然哲學》《流體力學》《三角》《測量》《自然史》《自然神學》《禮記》《化學》《無機化學與有機化學》《易經》《解析幾何》《天文學》《倫理學》《古代文學》《微積分》《政治學》等。博習書院循序漸進、長期統一的培養模式，為社會輸送了不少優秀人才，第一屆畢業生史拜言後來為東吳大學數學教授，李伯蓮畢業後任職於宮巷書院，後來任東吳大學學監；第二屆畢業生謝洪蟬成為傑出的基督教活動家和科普讀物的編纂家，李仲覃成為著名牧師和蘇州教區長。宮巷書院是1895年監工會傳教士孫樂文在蘇州宮巷樂群社會堂創立的。第一批25位學生大都是秀才，他們有很深的國學功底，進入宮巷書院，學習西方的語言，並掌握數學、科學和外國歷史地理知識。由孫樂文家庭中的三個成員教英語，李伯蓮、李仲覃兄弟教漢語、數學、初等自然科學、地理和基督教教義等。學生們參加漢語早禱，在主日學查考中英文對照的福音書。宮巷書院每年入學人數是可觀的，1897年有68名學生註冊，1898年超過了100人，1899年，儘管受義和團運動影響，仍有55名，1901年有64名。在師資上，1898年增加了薛伯趙（L.Shipley）和葛蟬恩（John W. Cline）兩位教師，1900年又有安德遜小姐和白約瑟（J. Whiteside）加入。 博習書院和宮巷書院的發展壯大為日後東吳大學的創辦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並打下了堅實基礎。
南京的三家西式書院－匯文書院、基督書院和益智書院也較知名。匯文書院是美以美會傳教士傅羅（C. H. Fowler）於1888年在南京乾河沿創辦的，為南京地區新式學堂之嚆矢。其目的是藉著清政府科舉考試增設算學一科的機會，開辦學堂教授高級科學課程，以便在中國知識界佔一席之地。匯文書院首任院長是加拿大人福開森（J. C.Ferguson），他組織建造了最早的校舍，即一幢三層樓的洋房，又稱鐘樓，成為當時南京建築的奇觀。以後匯文書院又添建了禮拜堂、青年會堂、教室、宿舍，共有六棟主要建築。全院分設聖道館、博物館（即文理科），後增設醫學館，並設有附中稱成美館。匯文講授高級科學課程，起初只有五名學生，至1906年，在校生已增至二百人。教員是中方、西方相互搭配，穆爾為西文總教習，垣模為西文教習；師圖爾（G. A. Stuart，1859-1911）為醫科總教習，馬林、比必（R.C. Beebe）為醫學教習；南京名儒李自芳為中文總教習，週歧山、李鑑堂為中文教習，著名書法家駱寄海亦受聘任教。 1896年，福開森出任南洋公學監院，辭去院長職務，由師圖爾接任。師圖爾重視宗教教育，不僅翻譯了一些神學和醫學書籍，而且每週堅持到教會演講。 1908年師圖爾辭職，由美國傳教士包文（A. J. Bowen，1873-1944）接任。從匯文書院畢業的學生有許多成為優秀人才，其中佼佼者有：黃榮良（後任中國駐澳洲總領事、德國公使）、韓安（後任綏遠實業廳長）、劉伯明（後任東南大學副校長）、陶行知（後為著名教育家）、陳裕光（後任金陵大學第一任華人校長）、呂彥直（後為建築家、中山陵設計者）等。基督書院是美國基督會於1891年創辦的，其創辦人是美在中（F.E.Meiges，1851-1915），他於1887年來南京，立志以身許中國，故自號“在中”，曾協助馬林開設醫院，也致力於華語方言研究，發起「華語正音會」。他主張信仰與知識結合，認為“無意識之信仰易生魔障，非灌輸學術無以羽翼教旨”，於是與基督會商量，創設基督書院於南京鼓樓之西南。美在中對待學生“溫而厲”，學生生病，他求醫問藥，或在病榻前讀小說以減輕病人痛苦，但學生如果不用功，則不假辭色，往往一邊打一邊哭。益智書院是美國北長老教會於1894年在先前十多年的全日制學校基礎上建立的，校址在南京戶部街。創辦人是美國傳教士賀子夏，後來由文懷恩（J. E.Williams，1871-1927）接任，文懷恩與美在中同時來華，曾參與創辦基督書院。 1906年益智書院的高年級併入基督書院，命名為宏育書院，美在中任院長，文懷恩為副院長。 匯文書院、基督書院和益智書院分屬不同的基督教差會，後來他們共同合作創辦了金陵大學。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人對西方科技知識的興趣逐漸增強。清政府開始效學教會學校，從中央到地方紛紛成立講授西學的官辦學堂。為了順應中國人渴慕西學的潮流並抓住教育的主動權，來華傳教士們開始著手創辦傳授高級知識的正規大學。 由於早前與西方人接觸，比較重視通商和教育，江蘇地區官民對基督教有一定的好感，而且信任教會學校和教會醫院，歡迎並樂於接受西方文化。 該地區基督教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基礎紮實，可以為教會大學提供充足的生源和辦學經驗。 1949年前，中國有正規新教大學十三所，其中五所在江蘇。除了上海的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還有蘇州的東吳大學、南京的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東吳大學是中國近代成立最早的教會大學。西教士樂靈生曾這樣描述1900年東吳大學誕生時的歷史背景：「當動盪不安的浪潮席捲全國的時候，在義和團運動達不到的地方竟出現了興辦現代教育的活動。就在這一年，有人計畫在蘇州創辦一所新式大學。覺悟。早在1899年10月監理會就開始醞釀在蘇州創辦大學，1900年成立了校董會並選出校長，1901年3月正式開學，同年6月在美國田納西州註冊。 東吳大學的主要創辦人之一林樂知比較詳細地敘述了監理會在蘇州創辦大學的緣由。他說，中日甲午戰爭之後，中國人追求西學的心志再一次勃發，不但各地廣設學堂，而且多派留學生赴東西洋學習，趁此大好時機，監理會決定創立大學堂。監理會在蘇州、松江、湖州等地已設有中學堂，大學的設立可以為中學堂畢業的學生提供進一步深造的機會。原本打算在上海虹口創辦大學堂，但由於地價太貴，所以決定移建蘇州天賜莊。 「一因地當省會，四方來學之士，尤為便益。二因城東地僻，不近市集，讀書尤宜。三因該處本有男女醫院、博習書院、天道院等，皆為大學堂中包括之小份，且在宮巷亦設有文學高等學堂，成效久著。講究科學之需，且以藉官紳學界之用。東吳大學的籌建得到了教內外各界人士的廣泛支持：首先是監理會內部的中外成員慷慨解囊。 1901年4月在美國新奧爾良舉行的傳教大會上，會督高樂威（Charles B. Galloyway）拿出一張一萬美元的支票為東吳大學捐款，並倡議：「誰願挑戰這張捐款支票？後得到了與會者的響應，當晚就募集到五萬多美元的捐款。 其次是蘇州一帶的紳商士民踴躍捐助。雖然當時正值北方的義和團起事，蘇地“大小官商亦莫不合力襄助”，所捐購地建屋銀共鷹洋一萬八千九十三元，蘇州、常熟、南潯等處之捐項由柏樂文司理，上海捐項由林樂知司理。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在蘇州還發行了學堂股份票。 再者，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東吳大學的創建得到了江蘇地方各級官吏的允準和支持。林樂知委託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古納（John Goodnow）轉交給兩江總督劉坤一一封信並自己的著作三種六本，劉坤一在給古納的回信中對林樂知的做法表示首肯：「貴國進士林樂知，擬在蘇垣設立書院，為敝處教育人才，與在江寧設立之匯文書院，後先濟美，東吳士子，從此皆是公門桃李矣。傳霖也會支持此舉。難怪林樂知慨嘆：「此學堂之得有基址，未始非賢大吏之所賜也。」東吳大學是在蘇州宮巷中西書院基礎上建立的，校址選在蘇州天賜莊的博習書院及鄰近的區域，博習書院師生併入上海中西書院。 1901年3月8日，宮巷中西書院遷入天賜莊，東吳大學正式開辦。第一任校長（任期1901～1911年）為原宮巷書院監院孫樂文，第二任校長（任期1911～1922年）是葛趙恩，第三任校長（任期1922～1927年）是文乃史（W. B. Nance）。 1911年5月上海中西書院併入東吳大學，從此「東吳聲勢，於是大振」 。在葛蟬恩任校長期間，東吳大學逐漸發展為一個龐大而又完整的教育體系，包括了蘇州的文理科、吳語科（吳語學校），上海的法科（法學院），蘇州的東吳第一中學（在校內林堂）、上海的東吳第二中學（原中西書院、與法科在一起）、浙江湖州的東吳第三中學（原海島中學）、無錫的東吳第四中學（無錫實業學校），還有鬆江聖經學校、惠寒小學等二十幾所附屬小學。 日後的東吳大學培養了趙紫宸、趙樸初、費孝通、蔣緯國等著名人物。南京的金陵大學是近代中國較有影響力的教會大學，成立於1910年2月。此前，南京的匯文書院（屬美以美會）、基督書院（屬基督會）與益智書院（屬北長老會）三足鼎立，它們都是美國的基督教差會創辦的，「宗旨雖同，辦法互異」。基督書院院長美在中力主三院合併，他認為：「孤往則精力分而收效淺，共作則菁華聚而成功多，且祖國教會醵金委辦教育事業，當化畛域而屈群策，以最少經費謀最大功效，不然，則獲罪於天矣。美在中又尋求與匯文的合併，但匯文的院長師圖爾堅持獨立經營。美在中「務欲貫徹三院合併之主張，屢言於美以美會諸要人，得其同意，惟合併辦法，彼此初甚龔齬」 。 1908年師圖爾辭去匯文院長職務，由包文接任。包文支持三院合併，他認為：「中國之困亟矣，非以教育新民智不足以自振救，而教育之宗旨宜純正，規模宜遠大，組織設備宜健全完美，然後始可以言得人才為社會用。吾人辦學之旨矣。於是，三個差會在美國紐約組成聯合託事部，相當於金陵大學的最高權力機關，負責籌措學校經費，校長、副校長的任命等事宜。在南京組成董事會，由校長、行政管理人員和各差會代表組成。包文為金陵大學校長，文懷恩為副校長，美在中為大學聖經部主任兼附屬中學校長。大學部設於匯文書院校址，中學設於宏育書院校址，小學設於益智書院校址。 1911年4月19日，紐約州立大學董事會給金陵大學頒發了特別許可證，承認：「中國所設立之金陵大學堂，除享泰西凡大學應享之權利……學生憑單.. ….今改由紐約大學校董簽發，轉致金陵大學堂監發畢業生。包文任校長期間（1910～1927），「勇於任事，尤具遠見卓識，凡事先立大計於胸中，規定其步驟，計慮週詳，巨細無所遺，及計劃定，即施行，無猶豫顧忌，雖遇挫阻不沮喪，終奮勉盡力以底於成功而後已，其行事皆如此，數十年如一日也。在中外教會人士的共同努力下，金陵大學建造了由文科、理科、醫科、農林科等構成的高水準綜合大學。金陵女子大學是順應長江流域女子教育發展需求而誕生的。江蘇的教會女學十分發達，女子中學畢業後缺少進一步深造的機會，為了讓女子同男子一樣能夠接受高等教育，基督教各差會謀求在長江流域建立女子大學。 1911年至1912年各教會組織在上海舉行了一系列會議討論此事。在會議期間，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六位女傳教士發出倡議書，呼籲各地教會支持建立一所女子大學。這六位女士分別是：蘇州監理會的Miss Martha E. Pyle、杭州美國南長老會的Dr. Venie J.Lee、南京美以美會的Miss Laura E. White、上海美國長老會的MissMary E. Cogdal、蘇州美國南浸信會的Miss Sophie S. Lanneau、南京基督會的Miss Emma A. Lyon。倡議書發出後，很快就得到了長江中下游地區各教會的廣泛響應，其中美國南北浸信會、監理會、基督會、美以美會以及北長老會立即決定參與建校的計劃，並承諾提供經濟上的資助。 1913年10月6日，女子大學籌委會在蘇州召開了第一次會議，成立了由上述五個教派各兩人組成的校董會，並認為南京是建立女子大學最合適的地點，同時決定由在南京明德女中任教的美國北長老會代表德本康夫人（Mrs. Lawrence Thurston，1875-1958）負責籌備。
1913年11月14日籌委會在南京召開會議，正式任命德本康夫人為即將成立的金陵女子大學校長。 從1919年第一屆的5名畢業生到1951年的最後一屆，金陵女大共為社會輸送了近1,000名畢業生。金陵女大不是中國第一所教會女子大學（此前有華北協和女子大學和華南女子大學），但培養了許多各領域的女性優秀人才，形成了中國近代女界精英群體，標誌著中國女性社會責任意識的提高。 教會大學在江蘇的陸續創辦說明基督教事業在江蘇的發展逐漸進入比較平穩和成熟的狀態。教會大學不僅為教內培養了高級傳道人才和神學家，也為中國各行業輸送了專業人才。隨著時間推移，各大學均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品牌專業，比如東吳大學的生物和法學專業最著名 ，金陵大學的農林科和國文系較突出 ，金陵女子大學的社會學和家政學頗具特色。 毫無疑問，教會大學為中國近現代的文化傳播和人才培育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為中國教育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經驗。
第一节 教会的布局与兴旺
太平天國結束後的十幾年，江蘇曾形成了基督教傳播的第一次高潮，後來受教案和義和團運動影響進入低潮。辛亥革命後，政治環境自由寬鬆，江蘇基督教又形成了第二次傳播的高潮。此時，中國教會的發展進入了「黃金時代」。一方面，中華民國頒布的《臨時約法》從法律上肯定了公民信教的自由，這對基督教傳教事業起到了促進作用。 另一方面，軍閥割據時期，基督教與軍閥的關係還算協調，所以教會處於自由放任的狀態。 根據1915年的調查，江蘇教會（包括上海）共有禮拜堂48處，外國宣教士752人，華人職員1646人，教友14113人（慕道友、醫務、印刷類人員未包括）。辛亥革命為基督教帶來轉機：「僅就革命後，所得效果觀之，實令人滿意。因政治上屢經變革，組織政府者，雖未著意教會，然人民之心理，當受極大之刺激，如恐怖與猜忌，疑惑與迷信，而反引起其人宗教之思潮。故一般官僚與舊學，乘此時機，發奮為雄，洗去塵埃，刷新理想，而歸基督。而一般新進少年，亦以剔去舊日之習氣，而生宗教上之好感，並知愛國家，顧社會，見義勇為，當仁不讓，時孳孳於一部聖經，望達到專門之目的。而教會方面，願將其靈德教育，一一輸將，故新文明與新宗教，皆有蒸蒸日上之勢，此本省滬寧兩地已得之實證也。 」 從辛亥革命直到1949年，其間儘管受到非基督教運動和許多戰爭的衝擊，江蘇基督教的發展大體上是非常興旺的。從蘇南到蘇北，教會、學校、醫院等基督教事業呈現一派繁榮的景象。隨著傳教範圍的不斷擴大和深入，以及信眾人數和素質的不斷提高，基督教在民國後的江蘇已經打下穩固根基。幾個大的宗派在江蘇逐漸形成有效合理的佈局，其分佈的區域特色明顯，省內的教會與週邊省區的教會也有十分密切的聯繫。
監理會在中國的傳教區域主要集中在江浙滬三地的交界處。蘇南地區的蘇州、無錫、常州、宜興等地監理會的勢力最為強大，與上海和浙北的監理會共同成為一個整體，彼此之間資源共享，人員相互流動。以1935年監理會第五十屆年議會為例，其所屬六大教區、眾多牧境佈局細密，傳道隊伍陣容龐大、人才濟濟。
蘇州教區
教區長：項烈（西教士）。蘇州東牧境：主任傳道江長川，協理胡鍾奇、文乃史（西教士），優額傳道李仲覃、蔡式之。蘇州中牧境：主任傳道程保羅，協理項烈（西教士）兼理盤門，社交主任項烈（西教士）。蘇州西牧境：主任傳道葉芳珪，協理文乃史（西教士）。常熟牧境：主任傳道朱味腴，協理施密德（西教士）兼理白茆。太倉牧境：主任傳道彭聖文，協理李月峰、吳梅如駐雙鳳。橫涇牧境：主任傳道項烈（西教士）。
沙溪牧境：主任傳道楊奎章，協理楊新民駐沙頭兼理浮橋、岳王市。崑山牧境：主任傳道王丙三，退任傳道張一林兼理北里巷、祁村、巴城、石牌。東三省本地區：主任傳道張海雲。東吳大學：顧問文乃史（西教士），教官戴蓀（西教士）、德麗霞（西教士）、費德樂（西教士）、葛海綸（西教士）。博習醫院：院長蘇邁爾（西教士），宗教事工胡鐘奇。景海女校：教員鮑世德（西教士）、蓋培德（西教士）、趙振威（西教士）、文映雪、貝蘭斯（西教士）。英華女校：教員郝華蔚、施賢明（西教士）。振聲中學：教員戴美麗（西教士）。基督教教育教區幹事：程保羅。女子傳道工作：蘇州東牧境陸美基（西教士）、陸張惠珍、俞寶珍、帥潔貞（優額傳道，西教士），蘇州中牧境陸文英、姚何安、鍾愛珍（社會服務部，西教士），蘇州西牧境金振聲（優額傳道，西教士）、戴美麗（西教士）、朱景英、蔣陳英貞、徐自明，救世女學社鍾愛珍，常熟牧境安佩德（領袖）、黃週得恩、趙珍寶、沈玉珍，太倉區宋衛真（領袖）、金振聲（顧問，西教士），太倉牧境宋衛真、張吳學敬，橫涇牧境沈嘉婉，太倉區巡行傳道費文麒、陳寄凡，東三省佈道區顧明珠。
蘇州的監理會實力是最強的，教會、學校、醫院、會社配備齊全。特別是天賜莊這個地方，幾乎成了監理會的基地，東面有東吳大學和景海女師，西面是博習醫院和聖約翰堂。
1920年東吳大學的一位學生所寫的《天賜莊星期日之群籟》一文中描繪了星期日中西男女老幼去教堂參加禮拜的盛況：「……禮拜堂之鐘也洪而遠，景海之女學之鐘也，如清磬之餘韻。東吳有鐘樓，巍然高聳，實一大時計耳，而鄉人則稱之為大自鳴鐘。東吳鐘樓相對峙者，亦名曰鐘樓，而無鍾。父老言城中有雙塔而一樓，狀筆與墨，為文氣之所鍾，今西人之樓高於我，遂不復能振作矣。與禮拜堂鐘聲相應者，則為笳聲革靴聲。時禮拜堂門已大開，中西男女老幼雜進。據坐既定，聞街中起微聲，如朝露之滴花，如春蠶之食葉者，此景海女學學生之來也；如暴雨之下，如狂湍之瀉者，此東吳大學學生之來也。最後則牧師來，其來也無聲，登講席，默爾而禱。既禱而作，一啟吻而群聲皆寂。講止則歌聲與琴聲作。人聞歌聲之起於堂右者，則喜形於色；起於堂左者，此東吳學生之歌也。東吳學生不善歌，每歌人皆竊語曰：『盍休乎，我亦喚奈何矣。』時則祈禱聲，捐錢入囊聲，叟嗆聲，兒啼聲，又競起。偶聞街中驢鳴聲，其鳴也，一發不可止，於是堂中人皆蹙額不寧，問有相願擊節不已者，此殆王仲宣之亞也。傍午人散而堂空，鐘聲又數作。上海叉袋角爛泥渡居民之計時也，以工廠之汽笛；蘇州天賜莊居民之計時也，以學校之鐘，共用同也。午後禮拜堂門復啟，熙攘雜沓而進者皆稚子。稚子社交可公開，故男也女也，嬉戲往來，如小雀啾啁之在樹叢。此聲得聞於天賜莊，故得名之曰天籟。稚子愛歌，則與之歌，稚子愛聽故事，則與講故事。講故事之人既登壇，則壇下小手齊鳴，張其如星之眸，蘋果之臉皆呈微渦，屏氣不作一聲，壇上之人乃曰：『鸚鵡居雕籠，食膏粱，人云則雲；猩猩居山莽，飲甘醴，啖嘉蠃。終日效人之所為，牛席草而臥，束芻為食，力耕而不息，不亟亟求似人，而實利賴之。諸君有願作鸚鵡者乎？舉若手。』無一舉手者。復問曰：『有願作猩猩者乎？舉若手。』舉手又無其人。復問曰：『有願作牛者乎？舉若手。』舉手者若應斯響，於是群兒皆牛矣。夕陽在地，群兒牽手歸，教員亦歸。午後之教員，即午前之學生也，俟群兒散盡，遂得為學生如初。……」
聖約翰堂原名「首堂」，英文名稱「蘇州東監理會教堂」（EastSoochow Methdist Church），1915年教堂拆除重建，由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斯的聖約翰堂贊助，所以改名為蘇州的聖約翰堂。每年聖誕節和復活節的時候，天賜莊是最熱鬧的場所，參加活動的有時多達二千餘人，由聖約翰堂、博習醫院、景海女師、東吳大學、振華女學等組成的唱詩班表演，是不可缺少的節目。
東吳大學創辦初期曾開設神學科，由文乃史、孫樂文、李仲覃、戈璧（Clyde Campbell）等人組成了一個神學教師小組。培養出了謝洪趙、奚伯瑤、江長川、趙紫宸等優秀的神學家。 1914年神學科併入金陵神學院。之後，東吳大學在松江創辦聖經學校，主要著眼於大學神學預科的課程。 松江聖經學校是1914年由監理會傳教士步惠廉（Rev. W. Burke）創辦的，自1915年至1928年隸屬於東吳大學，稱東吳大學聖經學校。後來與東吳大學分離，改為惠廉聖經學校，1932年夏天停辦，步惠廉又創辦松江孤貧兒聖經學校。步惠廉於1887年來松江創立教會並開設學堂，服務中國五十餘年。 1947年12月20日於美國逝世，享年八十有四。 「步公念念不忘松江教會，病篤時猶於中美無線電話中，諦諦以‘愛護中國’告其幼子。聞松江教會為追念先賢，擬集資修築‘步公紀念廳’雲。”值得一提的是，步惠廉於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在南匯縣搭救了黃炎培等四位革命青年的性命，當時，黃炎培等愛國青年在南匯縣各地發表毀謗慈禧太后的演說，有人告密，被知縣拘捕，等待命令就地正法，幸得步惠廉及時搭救，得以大難不死。黃炎培說：「異國人猶愛護我中華如此，我中華國民，對我中華將如何？……我敬仰先生之仁慈與勇敢，我尤感佩先生同情心之光明偉大。」
當然，東吳大學在校的各科學生都要學習基督教課程，並要求參加教會主日禮拜以及每日的禮拜儀式。開始幾年，每個美籍教師都要分擔《 聖經》 課程， 後來由孫樂文、 文乃史、 戈璧、 施密德（W.M.Smith）、趙紫宸、韓復生、謝頌三、魏廉士等先後擔任宗教方面的工作。戴蓀（J.W.Dyson）教授和景海女師音樂系合辦了一個唱詩班，該唱詩班在聖約翰堂的禮拜中發揮很大的作用。黃友葵（EvaHwang）女士對聖約翰堂的唱詩班也作出了貢獻，而且還組辦了“東吳大學合唱隊”。潘慎明、楊永清等華人校領袖也關心學校的宗教工作。立案前的代理校長潘慎明堅信中國的將來會大力發展基督教教育，他說：「省立大學的校園內有很多教學建築，大量精良的教學設施，很多哲學博士享受著國家高薪，這些都比我們學校優越得多，但他們缺乏既定的計劃來培育有責任心的公民。校長楊永清深刻體認到：「校內之宗教生活及宗教事工為同人等最關心。」蘇州大學現存的幾座近代建築其命名多是為紀念為東吳大學創辦或監理會傳教事業作出巨大貢獻的人。今天的校領導辦公大樓，原名叫“林堂”，也稱為“鐘樓”，1901年開建，是為了紀念東吳大學主要創辦人西教士林樂知（Rev. Young J. Allen，1836-1907） ；數學大樓，原名“孫堂”，1912年落成，是為了紀念東吳大學第一任校長西教士孫樂文（D. L. Anderson，1850-1911）；“葛堂”，1924年落成，是為了紀念東吳大學第二任校長葛蟬恩（J. W. Cline）的父親J. M.葛蟬恩牧師，葛蟬恩的父親是為這座建築提供經費的美國阿肯色州小石城第一監理會教堂的長期教友；“子實堂”，1929年落成，是為了紀念蘇州監理會的早期華人信徒和東吳大學的創辦人之一曹子實醫生。
景海女師是1903年監理會為紀念美國傳教士海淑德女士在蘇州天賜莊創辦的。第一任校長為貝厚德女士，1916年亮美蘭任校長，1918年由蓋培德繼任，1921年殷羅德任校長。 1927年後，華人江貴雲、楊寶瑜、楊錫珍先後任校長。 楊寶瑜在1932年《景海女子師範學校報告書》中記述當時學校的情況如下：（甲）全校共有學生315人，來自九個省份，最遠者來自南洋群島，且有曾在社會服務七年以上再來求學者，國中、師範兩部學生已為基督信徒者約佔百分之五十左右，上學期初中畢業十三人，師範畢業二十人，除升學外，俱分別在各地任教職。 （乙）全校教職員共38人，其中西國教師5人，中國教師之為基督徒者有29人，約佔全校教職員數百分之七十五。 （丙）學生課外活動有：參加勵進會、青年會；舉辦校工夜校，每夜授課一點鐘，由學生主教，每週由學生請定一教師為特別之演講；每日晚餐前一刻鐘舉行祈禱會，教師亦加入，校工則在星期日晚餐後舉行之；到醫院探慰病人；加入聖約翰堂唱詩班、星期日主日學等。 （丁）學校開設聖經研究班，參加者幾及全校學生，共分十二班，每班每週上課一次，由基督徒教師分任指導研究之責。課本於基督教協進會及上海青年會宗教部出版之書籍中選用。江長川先生時常來校演講青年之宗教問題。 不難看出景海女師師生宗教活動的頻繁，以及學校對基督教知識研究的重視。
監理會在蘇州的第二個活動地點是緊鄰蘇州繁華地段觀前街的宮巷堂。宮巷堂既是教會，也有學校和會社。樂群社就是集傳教、辦學和社會服務為一體的綜合宗教機構。宮巷樂群社會堂，是在原小禮堂的基礎上擴建而成，得到監理會差會資助2.25萬美金，本地捐贈4000銀元。 1922年興工，1923年正式啟用，此時樂群社部長為中國人李月峰連環司、牧師為楊奎章。 1930年代社交主任為西教士宋煦伯，其他職員還有曾在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服務過的林滿德小姐、負責婦女教育工作的包文駿小姐、負責平民教育和青年部工作的陳斐然先生等。 1931年樂群社員多達1,325人。樂群社不僅下設樂群中
學、樂群小學、尚德女學、尚德幼兒園、素蓮幼兒園、盤門幼兒園，也舉辦主日學、短期或暑期聖經學校、夜校（兼收商科及打字科）、烹飪班等培訓活動。樂群社還有圖書室、放映室、男女浴室、乒乓球等設施對社員或公眾開放。
無錫民國前已設立監理會的循環（地方教會），民國後有較快的發展。 1914年建一大禮拜堂，即後來的景德堂，並在光復門外購地設公墓。又在南橋鎮、東亭鎮設立講堂，北門塘上分設佈道處。趙再生、朱味腴、成寶山都在此時受洗。 1916年無錫循環司（教會負責人）為凌子言，協理有司馬德、趙再生（駐東亭），並設立大小益德會。 1917年楊奎章來無錫，毛吟槎為協理；1919年無錫循環司為焦子方，協理有文乃史、王維翰；1920年無錫循環司為周文敏，協理有沈子祥、湯子範、萬特克、張海雲等。 1921年原屬蘇州教區管轄的無錫牧境歸常州教區，此時教區長為霍約翰。 1925年至1928年在無錫傳道的有湯子範、許安之、楊維新、王維翰、方淵甫、王丙三、李良鼎等。 1931年李月峰牧師蒞錫重振景德堂，又立支堂。 1933年協理顧保璋駐景德堂，此時常州教區長史友蘭也時常指導無錫的傳道工作。
浸禮會在中國的傳佈較廣，兩廣、東北、豫魯、江浙草都有其事業的建立。江蘇境內的浸禮教會在民國前後就有聯合大會，1911年春，江蘇全省浸禮大議會在蘇州謝衙前大禮拜堂召開，此時江蘇全省浸禮會教堂有三十所，即上海老北門二處、蘇州蘋花橋二處、鎮江銀山門一處、揚州卸甲橋五處、崑山玄壇弄三處、上海北四川路一處、盛澤北大街一處、上海官話會一處、上海廣東會二處、蘇州謝衙前二處、甪直一處、無錫一處、句容一處、曹家凹二處、唯亭一處、如皋一處、秦欄一處、青暘分堂一處、洛社分堂一處。教友總數一千一百一十六人。這次大會改選委辦為幹事，共八人：白多瑪為本地差會牧師兼司庫、餘士廉為本地差會總巡、郭維義為會正、張省一為書記，其餘的干事有馮活泉、馮文榮、潘子方、楊靜波。 同時，江蘇全省浸禮會女議會在蘇州蘋花橋教堂召開，上海女道學院教員徐師母、李師母，揚州女學教員王道榮師母、吉惠麗女士先後演講，選舉王道榮師母為會正，慧靈女學教員金柱琴為書記，蘇州蘋花橋傳道週師母、上海徐師母、揚州王師母、鎮江李師母為委辦。 江蘇全省浸禮會傳道聯合會也同時成立，選舉餘士廉為會正、李子美為書記，委辦四位：上海潘子方、蘇州曾紹賢、鎮江張省一、如皋舒玉甫。 民國後，由於語言隔閡，江蘇浸禮會分為蘇申錫（吳語）與揚鎮（官話）兩個區議會。 1935年在美國南浸禮會差會總幹事馬德義博士提議下，正式成立江蘇省浸禮議會，共包括上海、蘇州、揚州、鎮江、無錫、崑山六個教區，省議會每年舉行一次，各區議會每季舉行一次。以1939年為例，江蘇省浸禮議會各區會地點及人員分佈如下：
議會辦事處設在上海圓明園路209號真光大樓的608室，幹事吳繼忠牧師。
（二）崑山教區
城區浸信會堂（崑山城內前浜）：主領牧師柳冑華。東塘浸信會堂（東塘鎮）：負責傳道杜祥卿。正儀浸信會堂（原在南星瀆，後來在正儀鎮）：原負責傳道吳綏之已故，暫由該堂信徒維持。甪直浸會堂（甪直鎮）：原負責傳道張成水已故，暫無傳道人。
（三）蘇州教區謝衙前浸會堂（城內謝衙前）：主領牧師盛培之。蘋花橋浸信會堂（城內蘋花橋）：主領牧師夏悅三。新民社（東中市）：負責傳道張容江。
盛澤浸信會堂（盛澤鎮）：主領牧師顧迪人。方橋浸信會堂（方橋鎮）：負責傳道嚴應華。莊前浸信會堂（莊前）：負責傳道胡維祺。
以下是浸禮會在江蘇境內所辦的教會學校：
晏成中學（原在蘇州謝衙前）：校長陳子初碩士。
慧靈女子中學（原在蘇州謝衙前）：校長王梅娥女士。
城慧學校（蘇州謝衙前）：校長盛培之牧師兼代。
浸會孤兒院（蘇州謝衙前）：院長麥嘉祺夫人、總幹事盛啟。
浸信會深刻地認識到在江蘇傳教的重要性。 1937年第三屆江蘇全省浸禮議會報告指出：「吾蘇目前之所在地非常重要，東為世界有名之商場（指上海），西為國家奠定之首都（指南京），吾浸禮會工作，除發展至沿鐵路一帶，越過長江之北皖省天長，本省浸會工作，區域不能算小。 1938年儘管受日本侵略的影響，江蘇全省浸禮會教友人數仍呈上升勢頭，總數為3627人，其中上海1555人、揚州734人、蘇州462人、鎮江387人、無錫269人、崑山220人。 1939年增至4,500人，尤其是揚州教區發展迅速。 1940年又提出擴充範圍的希望：「已有之各教會多在鐵路與長江之兩旁，工作範圍僅及全省四分之一，極應擴充，常州尚未開闢，南京工作急需注意，江北東台及鄰近之機會甚好，大有自成一區之可能。
此外，浸禮會在蘇州除民國前的蘋花橋和謝衙前等教堂外，1912年謝衙前浸會總會在臨頓路北善耕橋附近租屋又添設一處分堂，可容納四百人，白多瑪、祝鑑堂、李子美、吳錫榮參加了獻堂儀式，並派曾紹賢駐堂傳道，曾君本是杭州長老會教友，後轉入浸會。 1931年蘋花橋、謝衙前教堂有教徒800多人，1935年成立蘇州區聯會，日軍侵占初期增建了新民堂。崑山，民國後因軍閥混戰，教務不振。 1932年淞滬戰役後，浸禮會華信徒柳冑華、美籍教士沈約翰來崑山重整教務。 1939年，有日籍牧師富田在城內北後街開設禮拜堂，1941年基督教落入日本人之手，抗戰勝利後浸禮會重新接管教務。解放前浸禮會在崑山的教堂有城區前浜浸會堂、菉葭浜浸會分堂、陳墓鎮浸會分堂。
江蘇教區是英、美聖公會最早開闢的傳教區，自1844年就先後有文惠廉、韋廉臣、湯敬、施約瑟等傳教士到上海行醫佈道。 聖公會在中國的傳播較廣，除東北和少數民族地區外，沿海和內地均有聖公會的足跡。 1935年全國有聖公會信徒77529人，其中福建最多15286人，其次為江蘇11671人。 1936年，聖公會江蘇教區已獲頒聖品的中西職員有：
梅乃魁（McNulty，Henry Augustus）：文學士、神學碩士，1904年任會吏，1905年任會長，牧師，蘇州桃花塢桃塢中學校長。
客克私（Cox，Francis Augustus）：文學士、法學士、神學士，1921年任會吏，1922年任會長，蘇州桃花塢聖公會天恩堂牧師。
朱劍青：1922年任會吏，1923年任會長，蘇州桃花塢聖公會天恩堂牧師。
毛克忠：文學士，1929年任會吏，1931年任會長，牧師，任職於蘇州桃花塢桃塢中學。
聖公會江蘇教區分為上海市、蘇常錫、京鎮揚、昆太嘉青四個支區，其工作限於滬寧鐵路沿線及沿長江一帶，以上48位聖品，20多位在上海，其餘主要在南京、揚州、蘇州、常熟、無錫等地。華人俞恩嗣、毛克忠後來被祝聖為江蘇教區主教或副主教，到1948年，聖公會江蘇教區有二位主教，四十位會長，一位會吏，十一位男助產士，二十位女助產士，六位副助產士。還有八位得有主教委任的退休聖品。本堂區受洗教友總數共一萬五千二百二十八人，受堅振禮教友總數約等於全體教友的一半。 1947年夏，中華聖公會總議會已經在南京設立中央辦事處，林步基會長任副總幹事。 1948年2月24日，於冠群會吏在上海昇受會長職，並由南京調往揚州聖三一堂。 1948年2月26日，曾在上海救主堂、蘇州天恩堂、上海同仁醫院、諸聖堂服務的汪孝奎會長去世，享年九十一歲。同年，範斐德會長回中國在揚州聖三一堂服務。德可會長被派往常熟為助理牧師。徐台揚會長離開本教區，到浙江教區。韋爾遜會長派為無錫普仁醫院院長。倪南人會長兼任松江和小崑山牧職。殷志敏會長派至常熟區的西塘橋。彭聖傭會長在魏希本會長往美期間，為諸聖堂代理牧師。
聖公會在蘇州建有天恩堂、桃塢中學、顯道女學等設施。 1931年天恩堂教徒有300多人。 1933年天恩堂成立三十週年時，提出教會自養目標，並募集自養基金。 1934年3月，天恩堂舉行自養成立大會，朱劍青會長榮任牧正，參加者有客克私會長、聶高萊博士、湯忠謨博士、本堂區董部主任餘生佳先生等。 1935年7月，聖公會舉辦蘇州團契會，戴調侯老會長主講，參加者有石晉榮會長、梅乃魁會長、客克私教師、毛克忠總會長等。 1949年蘇州聖公會包括中小學、育嬰堂在內受洗總人數為743人（其中嬰兒289人）。
會美國南北戰爭時，長老教會分為南、北兩派。南長老會先在中國的杭州傳教，而後發展到上海、蘇州、江陰、常州、鎮江、南京、揚州、徐州、淮陰、海州等地，而北長老會則以山東的青島為起點，向沿海北面延伸。
民國元年，長老教會蘇州中會舉行成立大會，目的就是實現蘇南地區南、北長老教會的統一。它包括原上海中會和杭州中會的江蘇人士，下轄十一個教會，即蘇州上津橋，上海滬南、滬北、虹口、浦南，蘇州養育巷、齊門、平望、江陰、峭岐、鎮山。原上海中會會正為屈侯伯（原名屈樂白）教師，本會會正為李德立教師、書記李恆春教師、佐史高子楨先生，出席大會的有教師十二位，長老十位，準試四位，轄下共有教友一千六百餘人。大會通過了封立諸辛生為上津橋牧師議案，並聽取畢來思報告金陵神學院情況。 1926年，長老會蘇州區會第十五屆年會在蘇州閶門外教堂召開，經常州長老會王完白先生提議將蘇州區會更名為江南區會，因原名範圍太小，而江南區會可與長老會江北區會對稱，名正言順，此議案雖有個別異議，但最終通過。此次大會的正會長為張葆初牧師、副會長為宓志仁教士。同時，在蘇州又召開長老會江南區會教友大會，推舉王完白為臨時主席，諸辛生為臨時書記。
1927年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成立，其中華東大會由申禾、嘉興、寧紹、杭州、江南、寧鎮、皖北七個區會組成，江南區會（包括上海、蘇州、江陰等地）和原長老會江安區會分立出的寧鎮區會（南京、鎮江等地）屬於江蘇境內。同年11月，寧鎮區會成立大會在南京四根桿子禮拜堂舉行。參加者有華東大會委派代表李恆春教師、吳子榮長老，本區會教師董文德、賽兆祥、師覃理、孫喜聖、朱寶惠、馬逢伯等，各堂會代表有南京堂會長老朱繼昌、城內堂會長老毛錦華、戶部街堂會長老及文侯、溧水堂長老潘遐齡，其他如銅井堂會、鎮江南門堂會、鎮江西門堂會、姚一灣堂會、丹陽堂會、金壇堂會、辛豐堂會等因戰爭時局的關係，未能派代表到會。大會選舉張孝侯教師為會正、董文德教師為會副、朱寶惠教師為紀史兼司庫、鮑忠長老為佐史，並接受蘇州區會高伯蘭教師、江安區會羅秉生教師為寧鎮區會會員，同時批准封立李善源、潘濟塵、鮑忠三人為教牧。大會最後強調：「寧鎮區會原為中華基督教會之一，蓋寧鎮地處長江中心，貫通南北，且為教會最盛之區域，該教區內除本長老宗外，尚有八大宗派，對於寧鎮區會，俱願攜手合作，打成一片，則寧鎮區會中教會之前途，誠有無窮之希望。
根據1930年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第二屆常會統計，屬於華東大會的江南區會和寧鎮區會的教會情況如下：
（一）江南区会
（3）吳縣（蘇州）：
金閶堂會（自立）：牧師諸辛生（號葆華），通訊處蘇州閶門上津橋。
胥江堂會（自立）：牧師陳少芝（號歸潔），通訊處蘇州養育巷。
齊溪堂會：牧師劉道生（號本立），通訊處蘇州齊門外。
四擺渡堂會：牧師陳達三（號安齡），通訊處蘇州四擺渡。
平望堂會：牧師馬雲泉，通訊處蘇州平望。
同里堂會：主任沈雨生（號枕石），通訊處蘇州吳江。
週莊堂會：主任管雲和，通訊處蘇州週莊。
光福堂會：主任王蒙新（號夢醒），通訊處蘇州光福。
木瀆堂會：牧師華樹人（號栽之），通訊處蘇州木瀆。
民國前，蘇州的北長老會在木杏橋、獅子山、閶門外有支會，並組合為上津橋長老會，嚴禮余、康福安先後擔任署理牧師。民國元年選舉諸辛生為牧師，楊竹雲、馬駕夷為長老，李漢章為執事，又有劉道生、華樹人等在此服務。 1914年又選舉蔣文達為執事，木瀆、光福、滸墅關已有三分堂，在橫涇亦增立一堂，駐堂助士兼小學教習為劉彥和老師。 此時，南、北長老二會尋求統一與合作。1927年中國的南、北長老會與公理會等合併成立中華基督教會。1936年蘇州南、北長老會信徒共1675人。1940年減至833人。1947年中華基督教會蘇州區會成立。同年，7月25日，蘇州城北黃橋鎮的景道堂落成。黃橋鎮本叫馬興鎮，太平軍攻打該鎮時，居民以黃土築成橋堡抗拒，故得此名。長老會早先在此租屋布道，景道堂的命名，「此乃景仰開荒布道劉牧道生之謂也」。舉行新堂奉獻禮拜那天，到會的有西差會明德、林保羅兩教師、倫敦會史莫爾教師、浙江大會范光榮教師、福建協和神學院楊振泰教師以及蘇州普益社與蘇州城鄉各教會代表等約二百餘人。「典禮開始，先由江南區會會長湯仁熙並蘇州分區會會長吳志雄分別揭幕，長老陳富文醫師開鎖。全體來賓教友魚貫入堂後，祈禱、讀經、歌詩、致詞，並請上海鴻德堂諸辛生牧師講道，繼由范光
榮、史莫爾、王錫疇三教師及鎮民代表馬琪分致頌詞，姚天惠教師謝詞。末由劉道生教師祝禱。攝影，禮成。會後敘餐，盛況空前。」 1949年長老會蘇州城區思杜、救恩、崇道三堂教友共586人。長老會所轄除蘇州城區的會堂外，還有木瀆、滸墅關、黃埭、光福、吳江、平望、常州從謙堂、常熟虞東堂等會堂。 中華基督教會江南區會抗戰初期在蘇州建立了江浙教會人才訓練院。那時中華基督教會江南區會所屬的各教堂、醫院均受戰爭破壞，教友分散。有一次，在去吳江探訪教友返回蘇州的途中，蔡文浩、吳志雄、明約翰、林保羅四人候車於吳江站約三小時，他們談話中提及了「如何將教會中一般同道的教育水準提高，使他們至少能達到戰前的程度。」這樣就奠定了一項「培植義務工作人員」的方案，並舉辦了第一屆義工訓練班於蘇州萃英中學校址內，當時學員有三十餘人，持續六個星期，成績甚佳。後來太平洋戰爭爆發，林保羅去菲律賓，明約翰回美國，蔡文浩去北平上學，只剩吳志雄苦撐着教會的事工。抗戰勝利後，教會次第復原，江南區會於1946年4月30日至5月2日，舉行戰後首屆常會於蘇州上津橋救恩堂，並決定恢復義工訓練事工。於是電邀林保羅牧師回蘇擔任此項工作，並把南長老會的福音醫院撥作「江浙教會人才訓練院」的固定地址。 該院「自成立以來，各教會假該院舉行會議者，此去彼來，正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 1948年，中華基督教會江浙大會鑑於鄉村教會傳道人才的缺乏，特在江浙教會人才訓練院添設聖經學校，由明德牧師為校長，錢在天、羅愛美、蔡楊旅復分任教職。招收有志於傳道、初中畢業程度、十八至三十五歲的青年，由所屬區會保薦入學。學、宿費全免，膳費按月白米五斗。學期三年，課程有聖經概論、教會歷史、神學、舊約、新約、聖經地理、聖經歷史、宣道法、心理學、宗教教育、布道法、教牧學、聖樂、國文、英文、常識、農村服務研究、實習工作等。當年十月一日開學，已有二十餘位青年入學。
第二节 金陵神学院的组建
金陵神學社團活動
金陵神學同學會蘇州支部於1923年9月19日成立於蘇州，會長諸辛生在成立大會上宣布：「本年金陵神學大會同學會事務股第二案為各省區分設支部，其用意不惟聯絡感情，亦用以結合團結力，與撒旦作勝利之爭戰，促進傳道事業，以精神上之作用，互助母校進行。 ！
第三節 華人信徒的崛起
隨着教會大學和神學院的陸續開辦，華人信徒在傳教意識、神學素質和社會能力等方面都有顯著的提高。雖然教會的領導權還主要掌握在外國傳教士手中，但是，「在基督教職員人才增長中，中國領袖人才崛起是十分鼓舞人心的。」 就江蘇地區（包括上海）而言，1920年基督教外國職員有938人，受餐的中國信徒總數為29783人，其中男受餐信徒的識字率為69%，女受餐信徒識字率為58%。受薪的中國職員有2860人，中國職員與外國職員的比例為3∶1。 受薪的中國職員，其中布道員占40%，教育職員占48%，醫務職員占12%；其中80%居於宣教師駐在地，53%集中於上海、南京、蘇州三大城市中，20%稍多（計561人）散居於全省400餘個布道區。 江蘇地區的基督教人才儘管分布不平衡，但不論是西教士，還是華人信徒在傳道、教育和醫療等事業均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新中國成立前，江蘇省（包括上海在內）的西教士人數居全國首位，江南江北都有西教士的身影。民國前，西教士開疆拓土，是基督教傳播的主角，少數華人信徒是配角，只起輔助性的作用。民國後，特別是北伐後，西教士逐漸退居幕後，僅發揮指導性的功能，華人信徒開始走向台前，成為基督教傳播的主力軍。當然，華人信徒的成長和崛起與西教士的培養和扶植是分不開的。因為，西教士也深刻地認識到，要使福音傳遍中國，非得培養本地人才不可。比如，監理會傳教士潘慎文早在蘇州創立博習書院時，就十分注重選擇學生中的優秀者，培養為日後的傳道人才。像李仲覃、蔡式之、史玉岡、方淵甫、李月峰、俞止齋等教牧人員，謝洪賚、史拜言、李伯蓮、成頌文、沈樹本等基督教學者，「悉由先生提攜扶植而成吾會之柱石者也。」 南長老會傳教士賽兆祥開創了江北教會，他「三十來華，歷江、淮、漢；勸人皈依，救人災患；眾就聽講，萬民空巷；啟發鄉村，自立方案；授課金陵，多士贊贊；著作等身，金鑲珠串。」 他在兼任金陵神學院函授科科長的十餘年間，特別強調，神學院的目的是培植能管理教會、領人歸主的教會領袖。 鎮江南長老會中國牧師朱元亮在接受西教士包志登的委任後坦承：「教會今日得以自立，雖曰神國臨格，若非包君熱心毅力，善誘循循，何克奏效如是之速也。」 此話道出了華人信徒對西教士栽培之功的感激之情。
從江南到江北，江蘇各地教會中西人才輩出，老一代牧長非常重視對下一代傳道人的培養、考核和任用。秉承着基督教榮神益人的宗旨，江蘇教會的華人信徒在傳道、教育、醫療、學術等事業均取得卓越成就，成為全國教會的領頭羊和楷模。
教牧人員是基督教傳播的直接承擔者和主力軍、教會的領導者和具體管理者，其道德品質、傳道熱情和組織能力決定著一個教會的興衰存亡，江蘇教會不乏優秀的牧者管家，他們和那些熱心事主的平信徒為基督教信仰做了美好的見證。
李伯蓮（1867～1932），字應庚，出生於蘇州，他的父親李子義本是上海人，居住在蘇州。 1869年美國監理會傳教士藍柏和華人信徒劉竹松來蘇州傳道，李氏父子一起受洗，所以，李子義是蘇州監理會第一位正式信徒，李伯蓮是首位孩童受洗者。 1876年李伯蓮進存養書院，1879年併入博習書院。 1886年畢業後受潘慎文之請，留院任教。之後，孫樂文在常熟創辦算術館，李伯蓮又被聘為主任。 1888年娶南翔張氏女為元配，1894年張夫人病故。 1895年受孫樂文之聘在宮巷書院教書。 1896年續娶史氏女為繼室。 1900年監理會在蘇州天賜莊創辦東吳大學，李伯蓮協助校長孫樂文工作，被任命為東吳大學提調，「即與孫公苦心經營，葑門荒區，始得為最高之學府也，厥功甚偉。 1922年監工會發起東三省佈道工作，他積極策劃，籌備經費，後來被任命為東三省佈道部部長。他在教會中除了擔任正職傳道外，其他義務之職，如主日學校主任、理事部部長、年議會教區議會之信徒領袖、青年會董事、代表委員等不勝枚舉。他常常自費傳道，身體力行地倡導教會的自傳自養。李伯蓮還有一個貢獻是，在蘇州發起興建基督徒公墓安樂園，並歷任該園董事長。同時，他也十分關心蘇州地方的市民衛生、路政改良及保安等各項事務。 1932年因腸膜癌發作，李伯蓮9月19日逝世，享年六十六歲。毛吟槎在《悼李伯蓮先生》一文中概括其功績曰：「績公之事業，不特為蘇州教會服務，更為全年議會境內服務；不特為監理公會服務，更為全教會事業而服事；尤不特於教會，而於地方事業，能以利於民眾者，亦莫不引為己任。公之為人爽直，遇事不苟，故人皆服其處事，而忌其言論，易言之，即敬其事，而畏其人，然公乃堪為人矣，堪為基督徒矣。
李仲覃（1870～1941），李子義的次子，李伯蓮的兄弟，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的祖父。他也是從小就接受洗禮。十六歲進博習書院，二十歲畢業。畢業後在宮巷書院服務，他對教學工作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逐漸成為蘇州教會最有能力的佈道者和年議會最有影響力的成員。由於一位來訪會督的推薦，他被美國倫道夫·梅肯學院授予榮譽神學博士學位，他也許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華人牧師。他是蘇州的「首堂」聖約翰堂的主要創建者，並在東吳大學初創時期擔任附屬中學宗教班的教師。他三十三歲成為蘇東牧境的主任傳道。 1910年，他被任命為蘇州地區教區長 （也叫連環司，連續下設若干循環，稱牧境），也是華人受此職的第一人。 1913～1914年間，蘇州舉行的帳篷大佈道會受到使徒信心會說方言的影響，多虧李仲覃帶領集會而使教友們免致差誤或失望。 1919年，李仲覃調至上海景林堂任主任傳道，受監理會年議會藍華德會督、樂靈生總書記、哈和女幹事委派，他同時兼任百年大會總幹事，以紀念該會對外傳教一百週年，並在上海設事務所，分奮興科、什一捐科、家庭禮拜科、佈道科、短時宣講科、聖工儲材科等部門，負責辦理及編發各種印刷品和大運動月刊，以策勵教會進步。 李仲覃也大力支持監理會東三省的佈道工作，在《東三省佈道的要素》中，他特別強調基督教中國化的重要性，他說：「近時宗教，大都是歐美式的，教中的規條、聖禮、敬神禮節以及節期等，都不合於我國的人情風俗。域內傳授宗教，不能墨守舊法，必須把現代新覺悟的中國式宗教，把我國固有的道德學術、文粹做基礎，輔助著歐美式宗教中的美德，隨著那新區域內的風俗人情，逐步把宗教傳授。今天保留在蘇州聖約翰堂內的《李仲覃牧師紀念碑》高度概括了他一生：「三十求真，四十闡述真，五十悟真，七十又二而歸真，真人真人，典型常存。 」
江長川（1884～1958），上海人。他的父親是一位富有的建築承包商，他從小在監理會辦的學校裡上學並且是最好的學生，受他的老師美國女教士帥潔貞（Clara Steger）的影響，他和父母都加入了基督教會。 1909年，江長川從上海中西書院畢業，決心繼續深造並成為牧師。東吳大學接納了他，並成立了一個由孫樂文校長、李仲覃牧師、文乃史、戈壁等組成的神學教師組，單獨給他上神學課程。
1912年江長川畢業，並獲得東吳大學所頒發的唯一一張神學學士文憑。 1913年他開始在監理會上海的慕爾堂擔任牧師。 1916年曾因身體虛弱，療養了一段時間，由襄理傳道王治心（王樹聲）、會吏曹雪庚代理慕爾堂教務。 1917年年底調至浙江湖州任海島堂牧師並創辦三餘社。 1920年任蘇州教區長（連環司），並兼任東吳大學傳道以及蘇州籌備百年大會委辦會幹事。同年，也被選任中華國內佈道會會長之職，主持推動向雲南、黑龍江、內蒙古等邊疆地區傳教工作。 1922年任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副會長。 1923年調至上海景林堂任牧師。 1927年教會教育權收回，江長川被推任為東吳大學校董會主席。他曾在《宗教與人生》的演講中勉勵東吳大學的學生們：「你們在大學讀書，除了專心研究功課，闡述學術外，更當從事社會事業，拯救痛苦的人群，負起基督徒的使命，不該讓歐美社會事業研究院裡的學員專美！ 」 1930年10月23日下午，江長川在上海西摩路宋府為蔣介石施洗。 1931年為宋氏三姊妹的母親倪太夫人主持喪禮，他高度讚揚太夫人信仰的虔誠。 1939年，監理會、美以美會、美普會等聯合成立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江長川北上擔任中華衛理公會華北年議會會督。新中國成立後，他成為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重要成員之一。
凌子言（1866～1917），字學詩，上海縣人。曾就讀於蘇州博習書院，1893年擔任監理會正出門傳道。監理會湖州教會的開創元勳，湖州在滿清的時候曾為浙江省府治所在地，其地民稠地富，迷信極深。 1901年，凌子言來此開闢教會，購買了湖州北門四十餘畝荒地，俗稱海島的地方，並陸續在此建立了禮拜堂、男女學校和牧師住宅。他在湖州傳道十三年，與當地浸禮會的同工相處融洽，並且培養了本會的趙湘泉牧師、孫廷章、王治心等傳道人。王治心先生稱讚他：「生平剛直端方，自奉極儉，居恆不嗜蕎食，一蔬菜，一淡飯，悅如也，又滴口不入酒，且禁沽入門，雖治蔬之酰不容焉，言出必行，絕不稍事苟且，思想敏捷，往往有出人意表之言論，為聞者所悅服，愛護教友，情逾子女，曾脫身上衣為教友償債者。他先後擔任傳道三十年，除了開創湖州教會以外，又曾任湖州雙林、松江、青浦、上海、無錫、常州、溧陽等處牧師。 1916年他調入常州教會擔任牧師，「眾教友平時僉謂：我常東眾羊，遇此良牧，迷亡者得履道途，飢渴者賴以飽足，誠上主之美意，欲我常循環，臻完美之境，而使公直和愛之良牧，以牧我羊也。 1917年7月，在參加蘇州東吳大學夏令傳道會時，忽患熱症，在博習醫院診治，得漸痊癒。 8月回常州後，盡力工作，又染痢疾。繼送無錫聖公會普仁醫院施救，不幸於1917年8月26日逝世。他的妻子陳氏，育有四子二女，小女兒慰英也不幸於9月4
日隨父而殤。常州教會為他和小女兒舉行隆重追悼大會，其中一副挽聯寫道：「學不厭，誨不倦，勞怨更辭不，苦口婆心，導同胞咸歸於善；男未婚，女未嫁，主工尤未竟，瞻前顧後，憫吾徒頓失所宗。
沈亞倫，字崖侖，浙江海寧人。畢業於美國南長老教會在江陰所辦的勵誌中學，1922～1924年在金陵神學院學習，成為學生中的活躍分子，擔任金陵神學院青年會服役部部長，並組織金陵神學院旅寧浙江同鄉會，參加者有王治心、沈嗣莊、陸志韋、陳鶴琴、方秉性、鄭宗海、包少芳、周永寧等人。 1925年來蘇州同里鎮擔任宣教師，他的鄰居王培森談及他：「為人和藹可親，對於社會事業，頗多出力，成績可考，如義務學校、衛生運動等，尤具熱忱。與餘家為鄰居，故每有暇時，輒走訪談笑，數載如一日，沈君亦不厭煩惱，頗喜交談，往往談及現代教會之洋奴式，及本色教會之利益。進行募款建造新堂活動，深得當地教友的愛戴與信任。 1930年又調至江陰，負責澄東教會工作。特別是抗戰期間，在他的領導下，江陰的教會、學校、醫院等事業規劃週詳、運作正常。一方面對內組織教友協會，復興聖工；一方面對外成立貿易公司，補充經濟的不足，並與私立學校合作辦學，宣揚福音。 1942年，他聯合江陰各教會，向江陰縣黨部登記，並發起成立江陰中華基督教會。 此間，他也參與長老會華東大會的各項活動，負責編纂輪禱書，帶領會員郊遊，並擔任《通問報》董事部書記，與董事長王完白、主筆陳春生、會員沈文蔚、謝頌羔、蘭師德、德如樂、康福安、應書貴、編輯張甦等共同推動《通問報》的編輯、出版等工作。 他肯定：「通報報是智識的淵藪，每次有衛生工藝等方法；通報報是道德的府庫，每次有海內名牧的經筵；通報報是新聞的指南針，每次有最新最確的紀錄；通報報是最老的資格，已有卅三年悠久的歷史；通問報是普及的教報，已通行中國及歐美各地。並建議董事部選擇信仰純正、文字精通、不發牢騷、勤奮工作、與陳春生老主筆有謙讓合作的編輯人才。
毛吟槎（1891～1991），名穎，字若鋒，蘇州北里巷鄉人。母親寡居，從小家境貧寒，1896年入主日學學習聖經，第二年入教會小學讀書，1903年畢業。1908年受洗入教並在北里巷教會小學代課。1911年在蘇州平望鎮傳教。1913年被監理會保送至金陵神學院深造，1916年春畢業，成為金陵神學院首屆畢業生，也是監理會第一個由正規神學院畢業的中國傳道人。畢業後，在蘇州甪直鎮、常州戚墅堰傳教。1917年任監理會無錫牧區協理牧師，兼任無錫東吳大學附屬第八小學校長。1918年擔任監理會年議會書記，負責會議記錄和收集教會信息。同年，被派往常州北牧境工作，兼任常州東吳大學附屬第五小學校長，並組織惜陰社，與年輕人共同研習《新青年》等進步雜誌。此時，他已深刻認識到普及教育的重要性，他說：「教育不普及，則人民理想簡單，而無遠慮，兼之未受教育之人民，不能閱書報以開拓其胸襟，由是一生之動作，但出體力，而未能發於思想者也，執此以談，則人民之鮮廉無恥，實由於孤陋寡聞之所致。今日我國之人皆未能閱書看報，故一切公共事業，未能效忠也，欲免此弊，而圖救國之根本者，惟有以通俗之書籍，教授不識字之人民，使彼在簡短之時期，收識字之效果，嗣後人民皆能閱書看報，國家感受內憂外患之事，則無須我人諄諄講演，而彼等自能明了矣。由此觀之，創設通俗學校，是為當今之急務，而不可須臾或緩者也。」 他還為華人教牧人員的培養而建言獻策：「教會要推廣福音，必定要有茂才智士，德隆道高者，出任布道，各教會今日都是覺着缺乏有才識之教士，然而我們中國教會的大學很多，為什麼那些大學校栽培的學生們，都不肯出來擔任傳道呢？是不是他們都是沒有心肝的人，不覺得教會要興旺嗎？是不是他們情願教會衰敗，福音不推廣嗎？更是有父親做教士，兒子不肯傳道，豈是他的家庭教育不良嗎？我想不是的，我查東吳大學的同學錄，在該校的畢業生，共有六百多，擔任教牧的，博習書院的學生有十一人，中西書院的只有一人，東吳大學的亦只有一人（東吳大學是由博習書院改中西書院，然後中西書院歸併東吳大學），這個種種緣因是什麼？我們不能不考察一下，據我看來，（甲）教會的辦法太舊，責人太重，青年人似乎不肯加入教士團體，（乙）教士經濟太苦，遠不及大學中學教員的薪俸，（丙）做教士的人，事情必定複雜，不能專一，而且一年到頭，沒有空閒，不若做教員的，還有暑假年假，可以休息，西教士也有避暑的機會，獨是做華教士的，除掉臥病床以外，一點兒難有休息，青年人見到這地步，他們自然不肯出為福音使者了。」 1922年毛吟槎調往湖州三餘社牧區任主任牧師。1923年又調回蘇州聖約翰堂，代理李仲覃牧師主持該堂一切教務工作。1924年與東吳大學教務長趙紫宸商議決定將宗教課由必修改為選修，開全國教會大學之先河。毛吟槎酷愛中國文化，是一位書法家，曾撰寫《書法芻言》討論書法的歷史和技巧。 他還大力倡導教會自治自養，真正成為中國的基督教。 1925年號召益德會捐錢支援上海「五卅慘案」中死難的工人家屬，後來2800元捐款退回修建了蘇州的五卅路。1927年任太倉教區長。1932年又回蘇州任宮巷樂群社堂主任牧師。1934年任常州教區長，兼任愷樂堂主任牧師。他還長期擔任監理會東三省布道會創辦的《福音光》月刊（1924～1937）主編工作，成為監理會的一支筆桿子。1937～1945年，毛吟槎先後在武漢、昆明、重慶等地開展救濟難民和義務辦學工作，並與馮玉祥將軍建立了深厚友誼。1946年，毛吟槎將他在重慶所創辦的啟明小學和敬善中學遷至蘇州。1950年，他支持「三自宣言」，辭去校長職務，主動回到華東年議會擔任聖職。
沈子高（1895～1982），字炎若，原籍江蘇吳縣，寄籍上海。1906年由蘇州聖公會桃塢中學升入上海聖約翰大學。1914年獲文學學士學位後，即任聖約翰附中教員，並同時學習神學科。1917年獲神學學士學位，被授予會吏職務，開始在南京下關聖公會道勝堂服務。1920年升任會長。1928年聖公會第六屆總議會被選為代表院書記。1929～1930年中東、歐洲等國家，考察教會的合一問題。1931年被選為聖公會總議會代表院主席。1934年聖公會第八屆總議會決定調任其為陝西教區第一任主教。 沈子高擔任南京道勝堂教牧共十七年。「其事神虔誠，待人和藹，處己謙虛，辦事幹練，使人莫不傾心而慕之，下關教會，得有今日之成績者，皆沈主教擘畫經營之力也。」 沈子高牧師還擅長繪畫，他認為：「現在中國教會所用的美術品，有許多是洋味太重，對於中國人心理，似乎有些不大適宜，故我下番工夫而研究美術，希望將來教會有講求到中國美術時，我或者有一點兒之供獻。」 1934年6月11日，由香港何明華主教發起的、旨在促進基督教藝術中國化的鑒美社在上海聖約翰大學成立，沈子高主教被推選為正主席。 1944年起，沈子高任中華聖公會總議會主教院書記，兼任中央神學院院長。新中國成立後，任金陵協和神學院教授並被選為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委員。
諸辛生，1882年出生，幼時肄業於蘇州長老會萃英書院，長則畢業於杭州育英書院，聰穎明達，為同學冠，後又學道於南京聖道書院。畢業後，即任准試，在蘇州傳道，後被舉為長老。「辦事熱心懇摯，其為鄉里歡迎，固意中事也。歷年以來，頭角崢嶸，名譽美滿。」民國前，齊門外南長老會本想聘其為牧師，但他未忍棄置母會而固辭。民國元年，被推選為蘇州上津橋北長老會牧師。 他積極倡導南北長老會的統一，1926年擔任長老會江南區會教友大會書記，1934年又擔任中華基督教會華東大會記史（秘書）。抗戰後，在上海鴻德堂擔任牧師。 其弟諸重華，先後畢業於杭州之江大學和金陵神學院，抗戰前任蘇州長老會普益社總幹事，抗戰後被聘為上海第一浸會堂牧師。上海《通問報》稱讚他們兄弟倆說：「古有陸氏機、雲，蘇家之子瞻、子由，皆稱文壇健將。諸氏昆仲，亦為中華基督教會之傑出人才。
除了在一線傳道的長老、牧師等教牧人員外，江蘇還湧現了許多優秀的基督教學者，他們有的以基督教信仰為依歸，傳播西方先進的科技和人文知識，有的將基督教思想與中國文化結合起來，努力探索和建構中國化的基督教神學，成為引領時代精神潮流的先行者。
謝洪賚和奚伯綬是較早地向國人介紹西學的兩位中國著述家，可惜都英年早逝。謝洪賚（1873～1916），字鬯侯，號廬隱，又署寄塵子，浙江山陰（今紹興）人。其父謝元芳、母張氏屬長老會，有子女六人，謝洪賚為長子，幼受聖禮，天資聰穎，七歲即能朗誦《萬國公報》。十一歲時由監理會史子嘉和鮑光熙牧師引薦，進入潘慎文所辦蘇州博習書院學習，「年終大考，學業冠其曹，深為潘先生所器重」。國文教師朱寶山（鼎卿）先生也特別賞識他，並收為義子。1892年畢業，留院管理藏書樓事務，與他同班畢業的還有李仲覃、蔡式之、史致鈞（史子嘉、史拜言的弟弟），他作為畢業生代表在蘇州天賜莊禮拜堂向中西人士演講，「座中中西教師，獲聞議論，或稱為後起之秀，將來有益於國家教會家庭間，可預卜焉。」在畢業前，他就幫助潘慎文夫婦編譯數學、動物學等教科書。同時，又自學英文，「雖未正式肄業英文，或留學英美，而於英文已可謂深入堂奧矣」。曾為美國青年會總委辦麥德在東吳大學的演講作翻譯，「每段詞意，不借思索，脫口而出，頗為東吳大學諸教員所稱許」。他在天賜莊教堂擔任近五年的傳道工作。1895年秋，謝洪賚隨潘慎文調入上海中西書院。1897年冬，經潘慎文介紹，謝洪賚與史淑貞女士（史子嘉、史拜言的妹妹）結婚。之後，他又任職於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書報部以及商務印書館編譯部，嘗發起中國基督徒會。他的自學能力強，又熟習日文，其前後著譯，不下數十百種。因勞累過度患咯血症，1908年曾去美國療養一年，後移居杭州。不幸於1916年9月2日逝世，享年四十四歲，安葬於西湖邊的九里松。他的老師潘慎文不無惋惜地說：「使吾監理會犧牲於中國者，僅為廬隱一人，亦甚值得。」他的姐夫史拜言稱讚他一生的為人：一為聰明博學之人，二為廉潔好施之人，三為謹慎端方之人，四為善於演講之人，五為著作弘富之人，六為虔誠實行之人，七為恆心操守之人，八為熱心公益之人，九為善治家政之人，十為有教無類之人。 有輓聯概括他一生的事業：「干青年會事、助青年會員，坐言起行、青年會中昭丕績；結基督徒團、創基督徒報，熱心毅力，基督徒內樹先聲。」「編輯才、翻譯才、著作才，後世蔑以加矣；道德家、哲學家、教育家，先生兼而有之。
奚伯綬（1880～1914），名若，字伯綬，自號曰天翼，江蘇元和（今蘇州）人。出身貧寒，自幼入博習書院，受業於潘慎文門下，天性好學，每考必冠，師友咸器為大材。又在上海中西書院讀書兩年，在謝洪賚的指導下，獲益匪淺。1899年皈依基督。1900年升入東吳大學，校長孫樂文體其寒素，安排他幫助教授科學課，這樣就得到一個半教半讀的機會，又幫助文乃史譯著經解，文乃史說：「奚柏綬（P.S.Yie）寫得非常好，他的稿件經常被寄給林樂知博士，在《教保》上發表。」 後經謝洪賚引見入商務印書館編譯部，主編世界地圖等書籍，並去過日本。1909年（宣統元年）冬，東吳大學議准以其「雖未卒業，然在校外之樹立，以足相抵，許補授以文學士學位」。 1910～1911年在美國歐柏林大學神學院學習，獲碩士學位。回國後任青年會《進步》雜誌編輯，又盡力於教會，任慕爾堂主日學主任，兼會吏司出納。他的身體本來強壯，可能因為忙於工作，缺少運動，導致浮腫之疾，於1914年8月24日逝世，年僅三十五歲。「其夫人陳氏，曾畢業於中西女塾，通西文，授課以自給，且奉姑，故無內顧憂。」 《進步》雜誌評價說：「奚君學問才具，卓爾過人，熱心宗教，年力富強，方冀大有作為，造福斯世，即本雜誌譯政，亦正資倚賴，溘然長逝，何勝憫惜。」 文乃史在提到謝洪賚與奚伯綬之間密切關係時寫道：「謝洪賚也沒有忘記這名不尋常的學生，因此當他1906年辭去中西書院的工作，全身投入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做編輯工作時，他要奚柏綬跟他一起去。毫無疑問，他期望奚柏綬能作為他的繼承人擔負起為學生編著基督教文學書籍的重要工作。奚柏綬欣然接受，這真是一種天賜而又多產的結合。但這種合作沒能延續多長時間，死亡總是喜愛閃亮的人物，很快就降臨到他倆的身上。先是奚柏綬，幾年後又輪到謝洪賚（1916），兩人都死於中國學者普遍面對的頭號敵人——‘肺結核’。
范子美和陳金鏞是提倡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會通的基督教學者，他們都有很深的國學功底。范子美（1866～1939），名禕，號皕誨，出生於蘇州。五歲隨父遷居上海，中過秀才和舉人，但後來的兩次會試均失敗，曾在蘇州教書，他熟讀四書五經，精研宋明理學。1886年娶一張姓蘇州女子為妻，婚後育有兩子。1902年幫助林樂知在上海編輯《萬國公報》，並於同年，偕母親、夫人和孩子一起受洗加入教會。1911年9月，應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巴樂滿邀請，又經謝洪賚介紹，加入青年會書報部並擔任《進步》雜誌主編。1917年3月，《進步》與《青年》合併為《青年進步》，他繼續擔任主編。1924年1月，他發起成立了國學研究社，大力提倡對中國文化的研究。針對當時國人對孔子的誤解，他在上海澄衷中學演講孔子說：「我們中國既經有了這樣一位博學先生，為什麼不去研究他的學問呢？為什麼不去發揮他的道德呢？小而言之，使得國人都能了解他的的學問和道德；大而言之，使得世人也都能知道世界上竟有了一位孔子，而且是我們中國的孔子。這樣的責任完全靠着我們青年人，去儘量的發揮呀！」 關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他在松江東吳大學聖經學校演講說：「現在的西方文化，是與基督教大相徑庭，根本相反！然與中國文化——像孔孟……等所說相吻合！不過個人所用的名詞，不同罷了！有人信基督教里的God，不信中國的『上帝』，豈非笑話！實則一而二，二而一，有什麼分別，實在中國文化與基督教應調和應合一！故我們傳道人，當從中國文化里來發揚基督教！因此我們傳道人對於研究中國文化是何等的緊要。」 1935年5月，由於年事已高，范子美從《青年進步》主編的位置上退休，他的好友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九樓東餐廳為其舉行盛大餞別會，參加者有協進會的朱立德、女青年會的章士彰、《興華報》的李逢謙、《通問報》的陳春生、上海市青年會的楊益惠等五十餘人，青年協會總幹事梁筱槎（梁小初）主席在餐後發言中，「盛稱先生之毅力、劬學、奮鬥、恆心、犧牲等五優點。」該會並贈其刻有「名山偉業」四字的銀碗作為紀念。對其一生的經歷和抱負，范先生自我陳述說：「幼讀詩書，習舉業，十三歲應童試入學，二十八歲中試舉人。適值甲午之戰，淡心仕進，就滬上報界事，後入廣學會，助林樂知先生編《萬國公報》，由林先生施洗入教會。林先生故後，改入青年協會編輯部，編《進步》雜誌，又改《青年進步》，並編雜書。生平抱二大希望，一以精湛文理，翻譯聖經；二匯集教會著述，編成景藏，仿佛藏、道藏之意。惜有志未逮，望來者竟此大業雲。」 青年會對其主編《青年進步》的工作給予高度評價：「提倡德智體三育，介紹歐美最新學術及思想，為青年所樂於誦閱。先生於每期論壇中俱著有宏文，以勖青年，其思想層出不窮，文字則流利酣暢，堪為後學者所取法。」並稱讚其「治學甚勤，著述甚富，積數十年，蔚成巨秩」。他主要的著作有《老學蛻語》《古歡夕簡》《還齋脞錄》《青年國學需要》《青年文學探檢》《飣古》《鞭今》《演孔》《青年座右錄》《適道編》《道之桴》《少年弦韋》《皕誨詩集》等。他的詩作「蒼老遒勁，深得杜詩三昧。
趙紫宸、王治心、沈嗣莊是具有豐厚學識和現代自由氣息的神學思想家，他們的信仰、立場篤實堅定，但又不乏寬容開放的精神。趙紫宸（1888～1979），字乃覲，浙江德清人。十五歲時就讀於北長老會在蘇州所辦的萃英中學，同年又轉入監理會所辦的東吳大學附屬中學，之後升入東吳大學。1907年受洗成為基督徒，大學畢業後，在東吳大學附屬中學教授英語、數學、聖經等課程。1914～1917年在美國范德比爾特（Vanderbilt）大學學習，獲神學學士和文學碩士學位。1917年，趙紫宸接替施密德（W.M.Smith）牧師擔任東吳大學宗教課程，同時也講授社會學。趙紫宸與當時聖約翰堂牧師江長川經常組織「培靈周」活動，在1921年5月1日，有51名學生，7名校工，2名教師和1名教師的妻子被聖約翰堂接納為教友。 1923年，趙紫宸開始擔任東吳大學教務長（文理學院院長），這是當時東吳大學華人所任的最高職務。1926年，趙紫宸離開東吳大學，受聘於燕京大學，後來擔任宗教學院院長，直到新中國成立初期。抗戰時期他曾被日軍監禁過一段時間，遭受了身心的迫害。趙紫宸早年在江蘇期間，不僅授課傳道，還曾參與《興華報》《文社月刊》等編輯工作。他的神學知識淵博，而且富於文采，經常與范子美、朱味腴、謝扶雅等基督教人士有詩歌唱和往來。范子美對趙紫宸的才華和抱負十分欽佩，曾在一段詩序中寫道：「夫紫宸留學美國，粹於宗教哲學家言，平生孳孳研究者在此，於詩不過偶一為之，而所成就已若此。余少好吟事，至今幾五十年，窮老盡氣，乃讀紫宸之詩而有媿焉。人之才性，相越豈不遠哉。然而紫宸欿然不自足，方以溝通中西創造新文化自任，嘗告余曰：自今而後，余將更用力十年，庶乎可以有所貢獻於當世乎。偉哉！紫宸之志。」
江蘇的基督教教育事業發達，特別是教會大學起步較早，而且在全國占很大比例。伴隨着收回教會教育權運動，江蘇湧現了一批具有基督教精神和豐厚西學知識的新型教育家，他們為中國近代教育事業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楊永清（1891～1956），字惠卿，浙江鎮海縣人。其父楊維翰畢業於蘇州博習高等醫學堂，是一位在無錫行醫多年的著名西醫，與東吳大學校董均很熟識。楊永清為1909年東吳大學第三屆畢業生，獲文學士學位。畢業後，在上海清心中學、東吳大學附中任教。1911年又進清華學堂，畢業後先留學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研究政治學及社會教育學，後轉入華盛頓大學專攻國際法及外交學，1918年獲得政治學碩士學位。1919年擔任第一次國際聯合會中國全權代表處秘書。之後，在中華民國外交部、財政部歷任要職。1927年春，被東吳大學校董會聘為第一任華人校長。1929年獲美國南方大學榮譽法律博士學位。他一生秉持着堅定而虔誠的基督教信仰，是教會大學中非常重視基督教教育的華人校長。1928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談到了基督教對中華民國的貢獻和將來的作用：「基督教教育對於新中國的組成，曾有相當的貢獻；對於將來中國的建設，當更有其應盡的努力。凡廓然大公，不蔽於偏見者，或不以前說為謬論；而深具遠見者流，想亦不致否認後說為子虛。非然者，我們既不當注意基督教教育，更何有討論此項問題之必要！即在一般批評和主張限制教會學校的人們，亦群相默許：在新中國的進化過程中，基督教教育對於國家的改造，或仍具其悠長的影響哩！所以基督教教育在新中國也許占其重要的地位，為國家建設一放異彩，此不僅基督徒的希冀而已，凡與基督教教育素不表同情的傾向者，或亦有此感想吧！」 他在任東吳大學校長期間，十分注重學校的宗教工作，1932年在提交給監理會大會的大學工作報告中寫道：「校內之宗教生活及宗教事工為同人等最關心，近來對於測驗最好的方法一節即為注意現在所採取之方針。一為提倡學生方面自動自治的組織開會，主席請人演講，一切計劃多請學生參加主持，使學生覺得宗教生活乃學生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一為側重於引起學生自行研究及討論宗教問題的興趣和習慣。故星期日參加主日學者，其人數較做禮拜者為多。現在教職員中信徒約居半數，學生中約占十分之三。去年承年議會將本校江董事長派充約翰堂牧師，俾得就近領教，得益匪淺。同人等受教會託付辦理東吳大學，……決不敢自信盡職，惟實願為教會盡力，永清個人亦常覺責任重大，才能不足，事務紛繁，精力不濟，深以為慮，尚祈多為禱告，時錫箴言，以匡不逮。」1936年，楊永清到美國各地作巡迴演講，受到熱烈歡迎和廣泛好評。監理會會督募亞德對其讚譽有加：「博士素以忠事教會職志，今膺教會之重大使命，並不受絲毫物質上之酬報，遠涉重洋，經七十日，歷五萬里，足跡幾遍北美洲大陸，南部各大都會，作巡迴之演講，友邦人士得親炙其言論者不下數十萬人，可謂盛矣。博士每抵一處，當地教會及其他機關或團體，已久慕道範，故亟願恭請宏論，其立意之深遠，措辭之佳妙，態度之誠懇，與夫衛道之忠勇，極可欽佩，是以全場數千百人，皆為之動容，其所留印象之深刻如此。距今三十六年前，本公會召集大會於紐亞林（新奧爾良）城，曾為創建東吳大學募集資金，今東吳事業既日益擴大成效，又與年俱進，博士此次親蒞其地，亦足以代表學校，不啻為國外宣教事功無往而不勝利之明證。」其同事陳海澄也稱揚說：「博士天性霽和，旅途中不露倦容，事無巨細，幾於擔負，俾自盡其天職，具見其為道犧牲堅忍卓越之精神，實為基督徒中之楷模，故各界人士之與之晉接者，一瞻風采，咸為之佩仰不止。」 楊永清總結出個人宗教生活的七種測驗：「一、我是否感覺（不獨思忖相信）宗教乃生活中所缺少不得的？二、我有深刻的宗教信念沒有（這些信念必是積極的、具體的和活力的）？三、我的上帝觀念是否抽象的，還是真的使我感覺他存在的真實性？四、我是否認識基督（不獨耳聞一些關乎基督的生平）並承認他是我的救主？五、祈禱對於我有什麼意義？六、我有宗教否？這宗教是否能影響我的眼光，指導我的初志，薰陶我的品格，作為我生活中的要素嗎？七、在我的任務上，我是否居在耶穌基督的僕人的地位？」 這七個測試的概括充分說明他對基督教信仰理解和體驗的深刻。1941年楊永清赴美工作，曾應聘夏威夷大學、杜克大學等客座教授，並在聯合國國際秘書處工作。1942～1943年間，楊博士是浦德溫大學中國文明專業的訪問學者，該大學於1944年授予他榮譽人文學博士學位。他也是衛斯理「美齡基金」的第一個演講者。他在大學的演講形成了他後來的英文著作《中國的宗教遺產》。1947年他回國重主東吳大學校務。1952年調任上海市高等教育司顧問。1956年3月病逝。
基督教認為耶穌是救世主也是大醫師。基督教的傳道、辦學和治病是綜合一體的。基督徒醫生不僅醫治人身體的疾病，也安撫人痛苦的心靈。在來華傳教士醫生的培育與指導下，江蘇各地教會醫院也湧現了一些出類拔萃的華人醫務人才。
李廣勛（1894～1984），號叔章，浙江杭州人。1927～1932年任蘇州博習醫院院長。李廣勛幼年隨父定居蘇州，在聖公會辦的桃塢小學讀書，後在上海青年會中學畢業，即考入蘇州滄浪亭的江蘇高等學堂。辛亥革命後學堂停辦，又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醫科，同年轉入清華。1914年從清華留美預科畢業，以優異成績考入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醫科深造。1919年獲醫學博士學位並留校在附屬醫院實習一年，1920年通過「全美醫生統一開業許可考試」，獲得在世界各地行醫的資格，並受聘於費城肺病療養院。1921年，他放棄了美國的優厚待遇，毅然返回祖國。不久，就接受了蘇州博習醫院的聘請，擔任該院內科、兒科主任，他與當時的院長蘇邁爾相互配合，解決了很多醫療設備和診治方面的難題。1927年8月，受監理會董事會聘請，李廣勛出任博習醫院第一任華人院長。他不僅利用診病向病人宣傳衛生知識，而且參加各種集會宣講衛生常識，如蘇州青年會、樂群社、普益社等基督教會堂，常有李廣勛的演講。李廣勛曾發表《蘇州博習醫院是如何為社會服務》一文，其中寫道：「一個良好的醫院，第一，應該使病人得到早期的診斷和及時的治療，重要的是醫生要有仁慈的割股之心，體貼關心病人；第二，醫院應該有先進的預防科學和教育培養制度，以及良好的醫療設備，這樣才有可能降低病死率。」1933年，因健康原因，李廣勛辭去博習醫院院長職務。抗戰後，曾任上海勞工醫院顧問，兼大公醫院內科主任。1959年退休，還常翻譯國外醫學資料，他的醫學科普文章經常在《大眾醫學》刊物上發表。
以上所介紹的傳道、神學、教育、醫療等各類基督教人才，可說是江蘇教會中的鳳毛麟角。還有一些值得紀念的人物，像東南大學副校長劉伯明、金陵中學校長劉靖夫和張坊、南京明德女中校長陳黃麗明、東吳大學代理校長潘慎明、法學院院長盛振為、上海中西女學校長楊錫珍、景海女師校長江貴雲、東吳蘇州附中校長孫蘊璞、東吳吳興附中校長孫聞遠、蘇州英華校長蔣石如玉、南京貴格會靈恩堂的李既岸牧師、自立神召會的馬兆瑞牧師、南京鼓樓醫院的楊紹成、陳祖蔭、劉本立醫生、淮陰仁慈醫院錢景山、夏德霖醫生等。特別是那些分布在鄉鎮的普通傳道人、教師和熱心平信徒，他們都為江蘇的基督教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第四節 本色化神學的探索
蘇州監理會的信徒們更是開風氣之先，在民國前就醞釀和籌備建立基督教公墓，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終於在1917年建成蘇州公共聚葬墳地，後命名為「安樂園」，其管理負責人為李伯蓮，委員有金志仁、張少白、萬嵩沅、史拜言、姚新恩等。關於公墓修建的緣起，解釋如下：「蓋聞慎終追遠，載在古書，入土為安，傳於諺語，是以我蘇連環同人，有公墳山之發起也。同人等或生長蘇邦，或久居蘇地，每見夫教內教外之身後無地可葬者，或寄丙舍，或暫浮厝，年湮代遠，難免日暴夜露，心焉傷之，故有是舉。惟抱此志願，垂二十餘年，所以遲遲不克果行者，一半由於適當之地點，一半由於無巨大之經濟。然而此志此願，實未嘗一日或忘，故每屆會期，均派有委酌，提議斯事，以求達到目的者久矣。今歲始覓得葑門外前有江防營操場一所，面積約計二十餘畝，地勢平坦，既密邇省城，復濱臨大河，交通便利，風景清幽。於是由同人等先籌墊銀一千五百元，向產主購得，嗣後一切規模，模仿外國墳山構造，中央擬建築禮堂一座，俾安葬者可以行禮，其四周環以磚牆，路旁培植雜樹異草，以壯觀瞻，將來得古木參天，綠茵彌地，誠一優美之所在也。」關於公墓的簡章內容，規定如下：「地點在葑門外舊江防營操場。墳地仿外國墳山布置，點綴以花木。墳地中央建築禮堂一座，堂前開寬闊甬道，直達正門。地劃分四等，最優地位為一等，次為二等，再次為三等，余為四等。甲、上等地位，每穴計長十英尺，寬六英尺，暫定價洋十五元。乙、二等地位，每穴計長九英尺，寬五英尺，暫定價洋十元。丙、三等地位，每穴計長八英尺，寬四英尺，暫定價洋五元。丁、四等地位，每穴計長七英尺，寬三英尺，暫時免價。主管墳地由（蘇州監理會東、中、西）三循環各舉委辦，凡墳地上有修改等情，穴主可報告委辦。每穴各編號碼以便識別。穴主准在穴之範圍內豎立墓碑，種植花木。一等地不得以少數之穴葬多數之棺木。二等三等地不得以多數之穴葬少數之棺木。每等地穴安葬時不得別擇方向，須一律順次而葬。墳地內備有工人專代運靈柩安葬等事，其價隨遠近情形酌定。」蘇州監理會所提倡的公墓制度無疑是本色教會實踐方面不容忽視的內容，此舉得到了基督教界的支持和好評。特別是當時江蘇省人口密度很高，每平方英里有732人，而英國是694人，日本是380人，私墓制度占地多，加之人口稠密，增加土地占用量。公墓制度勝於私墓制度的優點有：（一）耗費少。如果由團體如教會等組織的，盡可平日募捐一點款項，購置土地由團體中人自由營葬。依蘇州安樂園的辦法，預做墓穴，安葬時候，只須把棺櫘放下，上面用水泥砌好，豈不是很省事嗎？（二）美觀。（三）比較能永久保存。「公墓制度，我教會同志，早已實行，蘇州葑門外，監理公會所辦的安樂園，成績很好。」 喪葬制度的改良，關涉移風易俗，無疑推動社會的進步。
第五節 日軍占領時期江蘇的基督教
1937年8月13日，日本軍隊開始大舉進攻蘇南，四個月後，占領了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又不到半年，徐州失守。江蘇大部分地區被日軍占領，特別是南京遭受了日軍慘不忍睹的大屠殺。在此兵荒馬亂的年代，江蘇基督教的某些中外人士不僅在苦難中繼續支撐，而且勇敢地承擔起救助傷員和難民的工作。
「八一三」戰事後，上海的一些教堂，如閘北聖保羅堂、虹口救主堂、江灣聖保羅堂、松江維四堂、福山禮拜堂盡毀於戰火，而景林堂、慕爾堂則被日軍占用。許多教會學校和醫院也被占用，或被迫停辦，或遷入租界。 1937年8月16日下午，蘇州開始遭受日軍空襲，直至11月19日蘇州失陷。蘇州遭空襲後，監理會所辦的學校和醫院也被迫停辦、接管或遷移。東吳大學經歷輾轉跋涉，先後在上海、福建邵武、廣東曲江、重慶等地堅持辦學。 東吳大學的校舍雖遭日機襲擊，但無大礙。後來日軍占用了整個校園，用作傷病醫院和倉庫、養馬等用途。 蘇州聖公會的教堂和學校在火車站附近，而火車站是日軍轟炸的重要目標。蘇州聖公會毛克忠會長報告說：「吾們所處的地段雖這樣危險萬分，我們仍照常舉行禮拜及各種宗教集會，有時四周轟炸聲和高射炮聲齊作，房屋震動欲墜，我們的教友還在聖堂內虔誠地跪領聖餐，或默默地為國家為教會禱告，脫非有愛主的熱誠和堅固的信心，他們那（哪）里會有這種膽量？不錯，上海的朋友們所聽的炮聲和轟炸聲，比較我們在蘇州所經驗的更兇猛，更厲害，但是他們至少有租界的憑藉，除了怕流彈以外，其他無甚畏懼。我們那裡沒有這種倚靠，殘酷的炸彈隨時可以從我們頭頂上直飛下來，把我們炸得粉身碎骨。感謝上帝，我們教友中未有一人是這樣喪身的。我們在場地上雖亦築了一個地室，然一天到晚飛機不斷地在上空盤旋，我們亦無暇去躲避了。」 與此同時，蘇州聖公會與當地紅十字會合作成立國際救濟會收容難民，地點在桃塢中學，該校事務主任張鴻志任收容所主任，各部的幹事有該校書記陳宗元、該校附小教員張福生、天恩堂教友李佐民、太倉教友黃滌新、聖約翰大學學員黃永年、張鴻志夫人、倪賽寶夫人、盛仁英女士、黃女士等，難民大半來自羅店、吳淞、寶山等處，除了供給他們衣、被、飲食外，還舉辦演講會、布道會、識字班、縫紉班等活動。隨着戰事的不斷擴大，蘇州城內已無容身之地。1937年11月11日為世界和平紀念日，而就在這一天蘇州境內足足落下一百八十多顆炸彈。這樣，毛克忠會長、朱劍青會長等教友們帶領大批難民向蘇州城西北十五公里的陽山避難，其中信徒有九十四人，包括長老會教友九人。西沿山的甲長黃德全儘管是一位非信徒，居然讓出客室作為聚會所：「聖桌是一塊長方形的木板搭成的，十架和燭盞是一位教友用未經刨過的樹枝釘成的，兩個粗陋的玻璃瓶內倒也常插着幾朵鮮花，禮拜時大家都坐在沒有靠背的板凳上，而並不喊着腰酸，泥土地上跪着禱告，虔誠更見迫切！」 另外，梅乃魁（Rev. H. A. McNulty）會長率張鴻志、李佐民、張福生等信徒前往蘇州城西郊光福鎮的國際難民區服務。朱劍青會長還到盪口、甘露一帶探望教會同道，與青浦的姚斌才會長、重固的邵德生助士、常熟的吳元楨會長、楊四培助士、華坤寶助士、陸素琴女士等會晤，協調教務。 自1937年10月至1938年正月，朱劍青會長和八十四位教友在陽山避難了四個月，後來回城居住。「雖在極度困難之中，仍能收到捐款三百零三元，是當感謝之點也。他們在避難的四個月間舉行聖餐禮拜，未曾間斷，且貧寒教友在此無工作可做的時期，仍能忍受饑寒，度（渡）過難關，非基督徒忍耐精神，曷克臻此？」
第六節 國共內戰時期江蘇的基督教
1948年6月21日至26日，南京基督教協進會假座金陵女子神學院舉行「基督化家庭研究會」，研究的主題為「基督化的婚姻」，出席人二十餘位，均為南京各教會家庭工作人員，研究會由吉愛梅師母（Mrs. Edna Gish）主席，講員有管萃真教授、海珥瑪博士、董遠觀博士等專家。 6月23日至7月7日，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與金陵神學院合辦「奮興運動領袖研討會」，在南京該院舉行，出席者約四十人，來自全國各地教會，有海維德、畢范宇等西教士，還有陳崇桂、趙紫宸、鮑哲慶、蔣翼振、鄒秉彝等國內基督教名流。 6月26日至7月1日，華東區義工訓練委員會假座蘇州江浙教會人才訓練院召開，到會委員十餘人，中西參半，公推毛克宗會督、朱敬一牧師為正副主席，范愛侍牧師、安美瑞女士為中英文書記，大會特請畢范宇博士演講。 7月5日至11日，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華東年議會所舉辦的第十一屆青年團契夏令會在蘇州東吳大學和景海女師舉行，主理為孫彥理牧師，程序主任白露微女士，參加者男會員108人，女會員156人，攻擊264人，來自上海、蘇州、湖州、松江、常州等教區。 7月22日至28日，中華基督教會江浙傳道人員進修會於蘇州齊門外人才訓練院舉行，講員有畢范宇博士、黃漁深牧師、趙一鵬先生等，參加者男女教牧傳道115位，最年長者75歲，最年輕者22歲。 1948年10月18日至27日，中華基督教會第五屆總議會假蘇州江浙教會人才訓練院舉行，與會正代表83人，友誼代表30人，加上其他來賓和代表，總計184人。其中畢業於金陵神學院的學者占正代表人數的一半，約四十人。鮑哲慶博士、司徒雷登大使、韋卓民校長、孫恩三博士、陳裕光校長、畢范宇博士、羅天樂博士、胡翼雲博士等發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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