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震旦大學、震旦博物院（現中科院上海昆蟲博物館）

震旦大學（英文校名：Aurora University；法文校名：Université l’Aurore），原名震旦學院，由馬相伯神父於1903年2月27日在上海徐家匯天文台舊址創辦，是中國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學。震旦大學為中國近代著名教會大學，曾經有「東方巴黎大學」美譽，是中國第一所開展研究生教育並授予博士和碩士學位的學校，擁有中國第一家博物館「震旦博物院」（上海自然博物館前身）[11][10][1]
「震旦」一詞出自梵文，意即中國，在英語中，亦有黎明、曙光的意思。馬相伯將震旦學院喻作旭日東昇，擔負著以教育開啟中國曙光的重任。 [14]1905年春，由於天主教耶穌會干涉校政，馬相伯帶領震旦愛國師生出走成立復旦公學。馬相伯是震旦大學的首任校長、董事長和終身校董，儘管同耶穌會有矛盾，仍然是震旦的主要捐助人，並在有生之年運用他的影響力支持震旦。 1908年遷址盧家灣。 1928年改稱震旦大學。 [1][15]
1952年秋，在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中，震旦大學被撤銷，其醫學院和聖約翰大學醫學院、同德醫學院在原址合併成立上海第二醫學院；其餘系科分別併入復旦大學、上海第一醫學院、華東師範大學、交通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化工學院、華東政法學院、上海財政經濟學院、南京大學、南京師範學院；震旦附中及震旦女附中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原址合併改為上海市向明中學。震旦大學原址現為重慶南路227號及280號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校舍。 [1][16][15]
學校學校有許多知名校友，例如：中國第一位留德工學博士，大夏大學、廣西大學首任校長馬君武，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劉成禺還有震旦三文胡文耀、翁文灝、孫文耀等。 [16][1][17][18][15]

歷史沿革

命名

關於「震旦」二字的意義歷來有多種詮釋：1、「震旦」的英法文校名分別為Aurora和L’Aurore，本義「曙光、朝霞」，有「東方之國」的寓意；2、「震」是「秦」字的諧音，是古代西域人對於“秦”字的音譯，當時“秦”可指“中國”，“旦”有“早晨或是曙光”等意思，也可能是“斯坦”的諧音（“斯坦”意為“……”之光”），許可上所述“經典之光”名詞上所述“中國之光”。 [14]

建校背景

震旦大學的創辦，淵源於19世紀末，當時奉諭辦理譯書局事務的梁啟超，於1898年7月奏請在北京創建翻譯學堂，擬請馬相伯出任院長。馬相伯提出將學堂設在上海，並讓徐家匯法國耶穌會傳教團參與校務，戊戌政變使這項辦學計畫夭折。 [19]1900年，馬相伯將自己的全部家產－松江、青浦兩地的3000畝田產，捐獻給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為創辦「中西大學堂」（即日後的震旦大學）的辦學基金，並立下「捐獻家產興學字據」。 [13][10]
1902年11月5日，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文科教習郭鎮瀛因「墨水瓶事件」宣布開除五班全班學生，引起全校學生公憤，校方卻無意收回成命。班主任蔡元培說服學生暫緩罷課，然與校方幾番交涉，卻仍無成效，終致一百四十五名學生退學。蔡元培也憤而辭職，與學生一同離校。離校後部分學生經蔡元培介紹，向閒居在南洋公學附近的天主教神父馬相伯請求創辦一所講授拉丁語、法語和數學的學校。馬相伯答應了這些要求，遂制訂創辦新學校的計劃，將學校定名為震旦學院，並於1902年12月公佈課程設置草案。 [1][10]

1903年2月27日，受法國天主教耶穌會獎學基金的資助，馬相伯在法國天主教區主教姚宗李、耶穌會會長丁紹明支持撥給的徐家匯天文台舊址（今蒲西路221號）創辦震旦學院，自任監院（即院長），項騸任總幹事，鄭子漁為會計工作。耶穌會為震旦提供食宿處，並派出一些傳教士擔任教師。 1903年3月1日，震旦學院開始上課，有學生20人。初設「文學」、「質學」（即科學）兩門專業，學制為兩年，不久後發展為文學、象數（數學）、形性（理科）、致知（哲學）四大學科。建校初始，馬相伯主持校務，實行學生自治，編寫教材，躬親執教，其創辦的震旦學院是中國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學。梁啟超獲知此事後，欣然寫道：「今乃始見我祖國得一完備有條理之私立學校，吾欲狂喜。」震旦學院開辦當年，教會不干涉校政，只派遣教士用部分時間教學。隔年震旦蜚聲四起，學生倍增，有翰林8名、舉20多名。 [10]

出走創辦復旦

1905年，法國天主教會不滿馬相伯辦學精神和「一切宗教教義的宣傳應退出學校的領域」等主張，取消馬相伯的主管權，讓馬相伯無病而入院休養，並改組震旦，使學校性質嚴重改變。此舉引起學生極大憤慨，決議全體退學。於右任、邵力子等去找馬相伯，說：「我們已經散學了，但是我們還要讀書。」當時，馬相伯眼淚就掉了下來，一方面為震旦的解散而傷心，一方面為學生的前途命運而擔憂。 [20][21]
馬相伯召集離散學生，並與嚴復、於右任、熊希齡等人籌備復校。在籌備復校期間，天主教會盜用震旦學院名稱登廣告，招收學生。為正視聽，馬相伯與嚴復、熊希齡、袁希濤商議，決定聯合發表聲明，澄清事實真相。兩份聲明於1905年5月27日同時見報：「前震旦學院全體幹事中國教員全體學生公白：震旦解散後，除添建之校舍，移贈教會作為酬謝外，凡公備一應器具，暨書籍標本，早經遷出，毫無遼[jiāo]軒[ gé]，定於七月下旬開學，更名復旦公學。 「復旦」二字，取自《尚書大傳》所載《卿雲歌》中的“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寓含“復我震旦”和“復興中華”之義。 [10][22][20][19]

復校

1905年8月，震旦學院在法國耶穌會主辦下重新開辦，成為天主教法國耶穌教會直接控制的大學。 [23]
1908年，由耶穌會接辦的震旦學院擬定遷址前往盧家灣建新校舍，馬相伯仍以辦學為重，不計前嫌，捐現金4萬大洋，為震旦購盧家灣地基103畝，當時地價每畝400元，又捐公共租屋和法金界地基103畝，當時地價每畝400元，又捐公共租賃界[24][25]震旦學院遷至盧家灣呂班路（今重慶南路）之後，耶穌會任命法藉教士韓紹康（H．A11ain）為院長。韓把預科、本科共4年的肆業期改為6年，設文、理兩科，授予畢業生學士學位，參照歐洲大陸學制，開始走上正式大學（Université）辦學的軌道。教師多為教士，少數為翰林、舉人，講授均用法文。 [26][25]
1912年，孔道明（DeLapprent）擔任院長，依法國大學體制，改名為震旦大學院，並以天主教大學，在羅馬教廷立案登記。同年震旦首屆文、理科學生畢業，中華民國教育部請馬相伯代行監考，6月30日舉行畢業典禮，授予12名學生學士學位。 [27]
從1913年開始，法國政府每年貼補震旦1,000法郎，期間有幾年補助略多。偶爾或給5千到1萬法郎的特別補助。上海法租界當局曾給江南教區銀6萬兩，以支持震旦建設，震旦興建新教學大樓時，則另予部分補助。


1914年，南道煌（G．Fournier）擔任院長，僅一年，死於任期之內。他把本科分成三科：法政文學科（3年），算術工學科（3年），博物醫藥科（4年）。另設2年制工程特科，招募術工學科畢業生，因而奠定了震旦大學醫、法、理工三學院的基礎。授課均用法語。學生來源多為徐匯公學（今上海市徐匯中學）以及各地天主教會所辦學校之畢業生。
1914年，震旦大學開始研究生教育，在三年之內完成法國文學、國文、英文、哲學、法學通論、法制源流、民法、憲法、刑法、商法、經濟學、財政學、筆記學、經濟學史、訴訟法、海商法、國際公法、國際私法、行政法、中國經濟地理、中國法律史事批評、歷史、地理、翻譯等法科的課程學習即可獲得「碩士學位」（由於法國學位體制的特殊性，MAITRISE相當於通常的學士學位），此基礎上繼續學習兩年，則可獲得博士學位（1920年起，授予法學博士學位）。震旦所授予的學位種類包括法學博士、法學碩士、醫學博士、工程師學位、文學碩士、理學碩士等法文證書，皆由法國駐華公使署派員“副署”，是中國第一所開展研究生教育並授予博士和碩士學位的學校。 [28]

1915年，姚縵[zuǎn]唐（Henry）任院長。是年起，院長需由羅馬耶穌會總部任命。
法國視震旦為“在華之法國大學”，法外交部與教育部直接向震旦提供各種經費，僅1919年就一次撥給約60萬法郎。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學生決定從5月26日起罷課。校方於26日上午命令學生即日復課，並叫來法國巡捕予以彈壓，165名同學憤然離校。

1927年，震旦學生要求收回教育主權，法租界派巡捕駐紮在學校，開除並逮捕了一批學生。
1928年前後，傳說中國政府將收回租界，耶穌會擬將震旦遷往安南（越南）西貢。幸得此事為馬相伯家屬所聞，遂請於右任出面乾涉，此事作罷。同年，依中華民國之政府章程，改稱震旦大學。
1929年，上海天主教耶穌會決定將所屬的中國第一家博物館徐家匯博物院併入震旦大學，新博物館1930年就造在盧家灣震旦大學旁，中文名稱為「震旦博物院」（上海自然博物館前身），包括圖書館、植物園。院內設生物研究部及古物部，有中國自然史展覽館、中國古文物展覽館、動物展覽館，另有若干研究室、實驗室。該院當時儲藏中國所產的動植物標本為遠東第一。 [29]
1931年，震旦大學成立董事會，有校董9人，其中3人為法國人（法國駐華公使韋禮敦、上海主教惠濟良、震旦院長才爾孟），其餘6名為中國人（馬相伯、陸伯鴻、王一亭等）。教會表面上承認馬相伯是震旦創辦人，奉其為震旦的董事長，卻不讓他過問校務。校董會推舉胡文耀任校長，常務校董才爾孟總攬學校最高行政及財政權。同年，震旦博物館大樓落成，原徐家匯博物院遷入，後於1952年8月移交給中國科學院。同年，預科改稱震旦大學附設高級中學（1933年增設國中部，改稱震旦大學附中學）。 [30][22]
1932年12月，民國政府教育部批准震旦大學立案，註冊校名為「私立震旦大學」。學校下設法學院（法律系、政治經濟學系）、理工學院（化學系、生物學系、數理學系、土木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化學工程學系）、醫學院（普通醫學系、牙科醫學系）3個學院。同年，上海市教育局批准其附屬中學立案，校長胡文耀兼任附中校長。同年，可容千人以上的聖伯多祿教堂在震旦大學落成。 [31][22]
1932年，震旦大學獲教育部批准立案，將醫科改為醫學院。院長由法國駐華使館醫師貝熙業兼任。 1938年富萊梅傳教士（法國里昂大學醫學院病理學博士）繼任院長。常務校董才爾孟傳教士不惜用重金從法國招聘有真才實學的教授來校任教，同時吸收從法國名牌大學留學回來的中國醫師任教。 30年代末期起，師資主要從本校醫科畢業生中選出。在醫學院先後任職的法國教授有：薛佩禮、巴呂協斯、朗培、黎先、安納禮、巴台、司比利特、米雄、桑德里、魏利澳等。中國教授有：鄺安堃、徐寶彝、胡延黃[fú]、宋國賓、吳雲瑞、劉永純、楊士達、許日東、陸潤之、唐士恆、劉燾、沈賢永康、聶傳成周、傅培、程一雄、沈郭元、朱剛、闔成周等。凡擔任臨床學科教授基本上都兼廣慈醫院科主任。 1950年，兒科專家高鏡朗被聘為兒科教授。 [32]
1935年9月，中華公教進行會（在華天主教會的組織）在上海召開全國性的大會，並在震旦大學舉行演講。馬相伯先生出席參加。會上第13號提案提議「公教宜設立女子大學院」。據此，由聖心會修道院組織，修道院院長能理（Conchita Nourry）牽頭，修女唐樹德（Margaret Thornton）任教務長。為避免向政府備案，女子大學名義上歸屬於震旦大學，故名「震旦女子文理學院」。 [22]
1937年震旦醫學院增設兩所高級護理學校，一所在廣慈醫院，一所在聖心醫院，統稱為震旦高級護士學校，胡文耀兼校長，並由二所醫院的修女直接管理，聘請醫院的臨床醫師兼任教師。 1950年兩校分別改稱「廣慈」和「聖心」護士學校。 [32]
1938年，被震旦大學選派赴法國巴黎大學牙醫學院進修3年並留比利時的牙醫系首屆校友沈國祚[zuò]醫生回國主持牙醫系工作，1940—1951年任震旦大學醫學院牙醫系系主任兼廣慈醫院牙科主任，是牙醫系的實際創始人和當時震旦大學唯一的中國人擔任的牙醫系系主任和中國人擔任的系負責人。 [33]
1938年9月，震旦大學開始收錄女生，第一年15人；至1949年，有女生157人，其中天主教徒65人。 [34]
1947年，增設文學院，由巴黎大學文字學博士、徐匯中學校長、中國神父張伯達兼任院長。 1948年夏改稱文理學院，實際上只設中國文學一系，當時聘請了上海著名學者任教，如鍾泰、施蟄存、朱雯、唐弢、周子美、王元化、賈植芳、程石泉、何滿子、錢鐘、趙國材、黃樸等人。 1948年，牙科醫學系改稱牙醫學院。

脫離教會

1949年上海解放後，震旦大學在法律意義上還是一所私立大學，但不再受外國耶穌會控制。 [10]
至1949年8月，震旦大學下設牙醫學院、法學院（法學系、經濟系）、理工學院（土木工程系、電機工程系、化學工程學系）、醫學院、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外國語文學系）5個學院。根據上海市人民政府高教處要求，震旦大學於1949—1950學年第一學期成立了校務委員會，校長胡文耀兼任常任委員會主席，各學院教授代表輪值擔任主席，學校實際權力還是掌握在董事會手裡。 [15]
1949年9月9日，校董會宣布震旦女大“獨立”，與震旦大學脫離隸屬關係，校名復原為“私立震旦女子文理學院”。
1950年，因國家急需大批口腔醫護人員，牙醫學院複稱牙醫學系，學制從六年制改為四年制。
1951年2月1日開始，所有傳教士退出學校，天主教會停止撥給震旦大學經費。 [35]

院系調整及後續

1951年8月14日，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部批准成立震旦大學、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合校委員會及其名單，指定胡文耀、王國秀為正、副主任。 9月，震旦女大（包括文理兩所學院7個系所）併入震旦大學。 12月21日，成立了由校院領導、工會代表和學生代表十多人組成的校務委員會；校務委員會逐漸掌握了學校的實權，校董事會對學校的控制力度隨之減弱。同年，根據華東軍管會高教處指令，將司徒博醫師主辦的上海牙醫專科學校併入震旦大學醫學院牙科醫學系。 [12]
1951年人民政府接收震旦大學與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後，兩校合併為震旦大學。 1952年，震旦大學中文、外語、化學系併入復旦大學，土木建築相關學科併入同濟大學，教育系併入華東師範大學，法學院夜專修科併入上海財政經濟學院（今上海財經大學） ；震旦學院等校化工系合併組成華東化工學院（今華東理工大學）；震旦大學托兒專修科參與組成南京師範學院（今南京師範大學）；震旦大學等院校醫學院合併為上海第二醫學院。 1985年，上海第二醫學院更名為上海第二醫科大學。 2005年，上海第二醫科大學與上海交通大學合併組成新的上海交通大學。 [36]震旦大學原址現為重慶南路227號及280號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校舍。 [37]

院系設置

建校初始

1903年2月28日，震旦學院正式宣告成立。初創時期，學院設定的學制為兩年，並將專業領域分為文學和地質學（科學）兩類。學院的發展步伐迅速，不久之後就擴展為四個主要學科領域：文學、象數（數學）、形性（理科）以及致知（哲學）。 到1908年，學院進一步細化其學術結構，分設為文科和理科兩個主要科系。在文科方面，課程涵蓋了拉丁語、法語、英語、德語、義大利語，以及哲學、歷史、地理和政治學等廣泛的知識領域。而在理科方面，課程則包括了數學、化學、生物學、地質學等基礎和應用科學科目。為了全面發展學生的技能和興趣，學院還提供了諸如簿記、繪圖、音樂以及體操等實踐性和藝術性的課程。這樣的課程設定體現了震旦學院對全面教育和多元化學習的重視。 [10]

法國模式

從1908年開始，震旦學院實施了一套嚴謹的教育課程體系，該體係以法國的學士學位教程為藍本。這套體系包括了三年的預科教育和後續的三年高階教程學習。在預科階段，課程涵蓋了法語、英語、歷史、哲學、地理、基礎數學、物理以及各類自然科學，旨在為學生提供全面的基礎知識教育。 當學生成功完成預科課程並通過相關考試後，他們有資格進入高級教程的學習階段。這一階段的課程細分為四大主要領域：人文科學、法學、醫學和理學。這些分類後來進一步發展成為了震旦學院的四個核心學院，即文學院、理工學院、醫學院以及法學院。 [38]
在成功完成高級教程的所有要求後，震旦學院的學生將被授予等同於法國碩士學位的證書，這標誌著他們在所選學科領域的深度學習和專業成就。這種教育模式體現了震旦學院對學術嚴謹性和國際教育標準的追求。 [38]

震旦仿效法國學校的考試制度，實施較嚴格的周考制度，每週六輪流考試一門課程。此外，每學期還會舉行兩次月考和學期結束考試，到年終則舉行年考。從預科二年級開始，除中國語文外，其餘各科都用法語教學。 [14]

增加理學工程學位

自1912年起，震旦學院開始授予理學學位，並從1916年起進一步授予工程學位。工程學專業的畢業生在中國鐵道、礦務、化工、電力和船舶製造等工業部門找到了工作，而理科專業的畢業生則進入中國的大學和研究所工作。此外，還有許多畢業生選擇前往法國繼續深造。 [10]
1912年，文學院首次頒發碩士學位證書，分為中國文學和法國文學兩類。根據南京中央政府教育法的規定，1932年震旦大學以私立大學的身份進行註冊登記。此後，文學院不再作為一個獨立的教學學院。然而，震旦大學仍為其他學院開設了原文學院的課程，特別關注中國文學、法國文學、歷史、哲學和英語。應法學院學生的請求，震旦大學開設了英語課程，通常由美國耶穌會教士講授，後來推廣到其他所有學生，受到了許多學生的歡迎。 1937年秋季，原學院改建為一所獨立的女子學校，即震旦女子學院，院址位於蒲石路（今長樂路）。到1939年9月，震旦女子學院共有一年級和二年級學生120人。 [10]
自1912年起，震旦學院開始授予理學碩士學位，並隨後建立了理科專業。從1916年起，震旦學院開始授予工程學位。 1932年，該學院接受中國政府登記，並將理科更名為理工學院，下設數理學、機電工程學、建築工程學、化學工程學四個系，所有專業的學制均為4年。工程學專業的畢業生在中國鐵道、礦務、化工、電力和船舶製造等工業部門找到了工作，而數理專業的畢業生則進入中國的大學和研究所工作。此外，還有許多畢業生選擇前往法國繼續深造。 [10]

醫院和護校設置

作為震旦學院發展醫學院的一部分，1907年，慈善團體的女教徒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建造了聖瑪利亞醫院（即廣慈醫院，今瑞金醫院）。這家醫院的地皮向東延伸到面對震旦校園的馬思南路。這所新醫院的使命是為中國人和歐洲人提供內外科醫療服務，無論窮人或富人，都一視同仁。在此期間，震旦於1909年設置了兩年制的醫學預科課程，1912年制定了五年醫科教學大綱。根據這份大綱，震旦於1917年授予第一批醫學博士學位。作為震旦的教學附屬醫院，聖瑪利亞醫院為醫科學生提供臨床實習機會。每屆畢業班中表現優秀的學生會被選到這所醫院擔任實習醫生的工作。此外，震旦也為學生提供另一個較小的醫院，即聖安東尼醫院（仁愛醫院），作為門診實習場所。這所醫院由慈善團體女教徒建造，出於對窮人的關懷，醫院沿著呂班路和望志路（今興業路）延伸到距離震旦校園北部不遠的地方。 1934年，震旦在聖瑪利亞醫院內又設立了一所護士學校。 [10]
醫學院的目的是藉鏡法國醫學傳統，培養中國臨床醫師。然而，要達到高標準並非易事。到1934年，學院畢業的醫生總共只有89名。儘管自1932年起，入學人數有所增加，年均招收55名一年級新生，但淘汰率很高，平均每年僅有25至30名醫生畢業。到1947年，醫學院在學人數達290人，其中一年級學生70名，牙科系學生60名，牙科系建於1933年。據教士約瑟夫·迪赫格所述，到1947年，該醫學院的畢業生在40多所中國醫院中佔據了主導地位。在羅馬天主教教士在中國經辦的醫療門診所聘用的醫生中，75％至80％是震旦大學醫學院的畢業生。此外，還有100多位畢業生在上海開業，從事內外科診療工作。 [10]

設定法學院

震旦大學也設立了法學院，於1917年開始授予碩士學位，1920年起授予法學博士學位。在辛亥革命後，清朝法規仍在發揮作用，震旦大學加強了法國式法學教學，以幫助學生熟悉地道的西方法律文化。 1928年至1931年，當中國中央政府採用了吸取西方法律精神的新法規時，震旦大學首創了四年制法學教學課程。教程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以中文解說，由校內教職人員授課，其中許多人曾擔任地方行政官員。他們的教學著重實踐，講授中國的法律、制度及其歷史。同時開設的第二部分課程以法語講解，進行以歐洲大陸系統為基礎的比較法學與法國法典的嚴格訓練。這兩部分教程都使用實例研究的方法進行教學。在實施4年教學計畫的最後階段，要求學生提交一篇關於中國法學或比較法學的論文。 [10]
1932年，法學院進行了改組，設立了兩個系，分別是法學系和新建的政治經濟學系。政治經濟學係可授予政治學或經濟學碩士學位。這個新建的系開設了政治經濟學、社會經濟、銀行金融、會計、經濟地理、商業管理、經濟史及經濟學史等課程，全部以法語講授。此外，為了為中國外交部門培養未來的外交官，該係也增設了國際法和外交史等特別課程。 [10]
1932年後，法學院的學生數量逐年穩定增加，到40年代後半期，學生總數超過了350人。 1940年，院長安德烈邦尼康教士表示，只有40％的學生能夠順利畢業，但這被認為是震旦大學在中國頒發令人尊敬的畢業文憑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法學院的畢業生在中國政府部門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地位，在外交部、司法部以及銀行金融與商業領域表現尤為出色。大多數校友在上海及附近省份工作，而在廣東、雲南以及海外華僑社會中從業者也不在少數，包括馬來亞、印尼和暹羅（泰國）等地。 [10]

院校合併

在1951年，震旦女子文理學院被撤銷併入震旦大學後，為了適應新的社會需求和產業發展趨勢，震旦大學的系所結構進行了重大調整。在這次調整中，醫學院不再設系，但仍保持其重要地位。理工學院則進一步細分為土木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係以及化學工程學系，以提供更專業、更針對性的教育。法學院下設法律系和經濟學系，以培養法律和經濟學領域的專業人才。文學院則進一步分為中國文學系、英國文學系、法國文學系、教育系、家政學係以及社會學系，以提供廣泛的人文教育。此外，為了提供專業的牙醫教育和培訓，震旦大學也設立了牙醫專修科。這些調整旨在為學生提供全面而深入的教育和專業培訓，以適應當時的社會需求和產業發展趨勢。 [39][10]

附屬機構

聖瑪利亞醫院

作為震旦努力發展醫學院的一個組成部分，1907年慈善團體的女教徒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建造了聖瑪利亞醫院（即廣慈醫院，今瑞金醫院），醫院地皮向東延伸到面對震旦校園的馬思南路。這所新醫院的使命是為中國人和歐洲人提供內外科醫療服務，窮人和富人一視同仁。聖瑪利亞醫院作為震旦的附屬醫院，震旦的每屆畢業班中第一流的學生被選撥到這所醫院做實習工作。震旦也提供學生安當醫院（今瑞金醫院盧灣分院）、聖安東尼醫院（即仁愛醫院）、普育堂（今上海市兒童福利院）、閘北診所、廣立醫院等，作為門診實習場所。 [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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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旦大學院醫科坡級教室
聖瑪利亞醫院在1907年剛成立時，僅擁有四棟簡樸的建築和50張病床。然而，經過多年的發展，它逐漸壯大成為中國主要大學教學附屬醫院之一。到30年代中期，醫院的病床數量已增加至700張，其中400張特別為窮人設計。 為了適應不斷增長的醫療需求，醫院按計劃建造了一系列建築。 1908年，聖文森大樓完工，為治療900名貧困病人提供了一個場所。 1922年，兩棟大樓建成，專門用於治療女性病人。 1930年，一幢隔離病房大樓也投入使用。 然而，醫院並未停止發展的腳步。 1935年1月，一幢新的聖文森大樓舉行了落成典禮。這棟現代化的鋼筋混凝土大樓長70米，高5層，從建築藝術角度看，其外觀優美質樸。同時，一幢4層的急診大樓也在醫院附近落成。這些大樓周圍是草坪花園，猶如「法租界中的一座大公園」。 [40][10]

傷兵醫院

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震旦大學醫學院的宋國賓、許日東、沈永康等師生，利用學校的大禮堂和西宿舍創辦了第二十八傷兵醫院，收治了300多名中國傷兵。此外，在安當醫院內也設立了第十八傷兵醫院，收治了100多名傷兵，同樣由震旦師生負責。 1937年八一三事變時，廣慈醫院收治了450名受傷市民。同時，在震旦大學禮堂、新校舍、廣慈醫院（專收重傷者）以及安當醫院設立了傷兵醫院，共有病床500床。該院直屬中國紅十字會，稱為第三救護醫院。院長先後由震旦校友孫逵方和吳雲瑞醫師擔任。 這次活動歷時8個月，總共收治了1424名受傷者。全院有30名醫生提供義務服務，不領薪水。經費由中國紅十字會每月撥給津貼1000元，但由於經費短缺，後來向社會進行了募捐。 [41]

高級護士學校

私立震旦大學醫學院附設高級護士職業學校，即廣慈高級護士職業學校，於1927年開始籌建，1932年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197號）正式設立，並附屬於廣慈醫院內（今瑞金醫院）。1937年開始面向社會招生，學制為3年。這所學校因附屬於震旦大學而得名震旦大學醫學院附設高級護士職業學校，校長由震旦大學校長鬍文耀兼任，教務主任為震旦醫學院藥理學教授吳雲瑞。學校的日常工作由天主教仁愛會中國修士梁德珍主持，實際領導為廣慈醫院內的法國仁愛會院長嬤嬤。[42]
另外，私立震旦大學醫學院附設聖心高級護士職業學校於1935年由天主教徒陸伯鴻倡議創辦，由董事會籌資在楊樹浦長陽路眉州路口購地20畝，建成可容學生千餘人的4層大廈。學校於1936年9月正式開學，學制為3年，招收初中畢業生。校務由專職修女主持。初期附屬於震旦大學（1940年後曾被稱為震旦高級護士學校），校長由震旦大學校長鬍文耀兼任，實際領導權屬聖心醫院院長嬤嬤。[40]

女子文理學院

震旦女子文理學院（Aurora College for Women）是天主教在中國設立的獨一無二的女子高等教育機構，同時也是耶穌聖心修女會在亞洲創立的第一所女子大學。在民國時期，它與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和華南女子文理學院並稱為中國三大頂尖女子大學。 該學院的建立源於1935年中華公教進行會全國教區代表大會的一項提案，由上海耶穌聖心修女會負責創辦。其核心目標之一是為公教女子中學培養具備高素質的教師和校長人才。 雖然名義上，震旦女子文理學院被認為是震旦大學的女子分部、女性部門或第二部門，但在實際運作中，它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和獨立性。這種獨特的地位使得學院能夠根據自己的教育理念和宗旨，為女性學生提供專門且高質量的教育環境。[12]
在1937年10月，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正式開學，校址位於法租界蒲石路（今長樂路）181號。由於當時校舍尚未完全建成，學生們暫時使用上海聖心會修道院的底層房間進行上課。 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備，1939年4月27日，著名建築設計師鄔達克設計的、利源合記建築公司承建的教學大樓正式落成。這座大樓的建造費用高達35.67萬元，全部由羅馬聖心會母院募集而來。 在學院的發展過程中，1938年附設了女子中學部，進一步擴大了教育規模。然而，在1951年9月，震旦女子文理學院與震旦大學合併，結束了其14年的獨立辦學歷史。[12]

震旦女子文理學院（Aurora College for Women）在教育模式和管理方式上借鑑了耶穌聖心修女會在歐美所設立的大學，其核心教育目標是培養具有“賢妻良母”特質的女性。然而，在實際辦學過程中，震旦女子文理學院逐漸塑造出了獨特的教育風格。 首先，學院展現出一種“貴族化”的特性，吸引了中國上層社會家庭的廣泛關注。許多富裕家庭選擇將女兒送入震旦女大，使得學校匯聚了大量的名媛淑女。 其次，學院強調宗教教育，具有顯著的“宗教化”特徵。這種教育方式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中相當普遍。 此外，學院的管理極為嚴格，注重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和方法，同時強調社會實踐的重要性。這種教育方式深受學生和家長們的讚賞。 在規模發展上，震旦女大的學生人數從最初的較少逐漸增長。1937年7月的入學考試僅有50名考生參加，10月開學時僅有25名學生報到。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學生數量逐年增加，到1940年達到120人，1943年增至239人。在1945年至1949年間，學生人數大幅度增長，1949年達到了368人，最高峰時期超過了400人。在校生和畢業生數量均創歷史新高，學生家庭背景也變得多元化，一些中下階層家庭的孩子也有機會進入該校學習。 儘管震旦女大的學費相對較高，每個學生每年需繳納140-230元的學雜費，與上海著名學府聖約翰大學每年約200元的學雜費標準相近，但因其精英教育和貴族學校的定位，依然吸引了大量上層社會家庭的子女入學。 在14年的獨立辦學歷史中，震旦女大共培養了395名畢業生，加上肄業生，總人數僅千餘人。這主要歸因於戰亂時期的困難環境，學校的辦學條件和資源受到了限制。儘管如此，震旦女子文理學院以其獨特的教育理念和實踐，為中國女性教育留下了深刻的印記。[12]

附屬中學

震旦大學附中前身為震旦學院預科，由馬相伯於1903年創建。1908年隨院遷今重慶南路227號。1931年奉國民政府教育部令，改為震旦大學附屬高級中學。1933年增設初中部，改為私立震旦大學附屬中學。1938年震旦女子文理學院附設女子初中部。1952年兩校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後，合併于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暨震旦女中原址，改為上海市向明中學。[30][22]

博物院

震旦博物院原名“徐家匯博物院”，是中國第一個由外國人創建的博物館，也是中國最早出現的博物館。該館於1868年由法國天主教耶穌會士韓伯祿在徐家匯創辦，主要收藏動植物自然標本，並每日下午向公眾開放，無需支付門票。1930年，由於標本數量眾多，舊院舍無法滿足需求，因此在震旦大學內新建了院舍，並由學校管理。轉讓給震旦後，該館更名為“震旦博物院”，以紀念其創建者。[29][43]
新大樓是一座三層鋼筋混凝土建築，由萊納德和福薩雷的上海法國建築設計公司設計。大樓的一部分作為中國自然史展覽館，而其餘部分則充分利用空間，包括作為博物院的生物研究部、社友實驗室、圖書館以及研究設備和標本收藏品室等。1933年冬，博物院正式開放，普通觀眾每周除周二外的下午均可購票參觀。1935年，中國古文物展覽館和動物展覽館開張。震旦博物院當時儲藏的中國動植物標本數量為遠東第一，還接納了葛修士的3500多件文物以及來自日本、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等地的標本，建起了古物部，形成了綜合性大型博物館的格局，被譽為“亞洲的大英博物館”。[29][43]

震旦博物院的建制十分完善，不僅致力於收藏和展陳工作，還積極開展研究和出版項目。該館經常將具有特色的標本分寄給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進行研究。由於其出色的業務工作，每年都有大量的各國科學家前來開展研究工作。新中國成立後，經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批示同意，震旦博物院與亞洲文會博物院合併，建立了上海自然博物館，開創了新中國自然博物館建設的先河。原建築曾被中國科學院上海昆蟲研究所使用，現為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健康科學研究所使用。[43][29]

圖書館

原屬震旦大學的圖書館所在建築，即現今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西院內最為顯著的震旦大學遺蹟——老紅樓，是一座由中法實業公司建築師米努第（René Minutti）特別設計的四層建築。這座建築以其緋紅色瓷磚和灰色石貼面裝飾而成，展現出獨特的魅力。其尺寸為長60米、寬17米，總建築面積達到5821平方米。[44][45]
老紅樓於1936年竣工，採用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風格深受裝飾藝術派影響，呈現出對稱的立面設計和清澈的牆面質感，底部則採用了拱券窗樣式。在大樓中央門廳的南牆，曾有一扇大窗戶鑲嵌着一幅彩色玻璃圖案，描繪了一隻雄雞向着初升的太陽引吭高歌的場景，象徵着震旦作為光明的開端，這也是震旦大學的標誌性圖案。這扇精美的窗戶由土山灣工藝局負責督造。 在1936年大樓落成時，《遠東評論》盛讚其為“線條簡潔古樸”，是校園中“最美麗且最現代化”的建築。老紅樓曾經承載了震旦大學的重要職能，包括校務管理辦公室、圖書館，以及法學院、醫學院和理工學院的教室。這座建築不僅是震旦大學的歷史見證，也是中國近代教育發展歷程中的重要文化遺產。[44][45]

在震旦大學建校初期，沒有專門的圖書館。1908年，學校遷至盧家灣呂班路223號後，開始設立教授專用書庫。1920年，學校設立了閱覽室，提供中西文圖書數百冊和34種報紙供學生閱覽，但沒有專人管理。1928年，震旦大學圖書館正式成立，藏書逐年增加。[45]
1935年，震旦大學校舍需求增加，特別是圖書館等仍沒有正式館舍。經過通盤計劃，學校決定在西院呂班路（今重慶南路280號）另謀發展，同時將全部校舍遷至西院，留出東院用於學生宿舍及附中校舍。利用大禮堂周圍場地及延伸到馬思南路（現名思南路）的地皮建造教學大樓，由形狀相同的東西兩側樓與中心大樓連成一體。新教學大樓於1936年9月竣工完成，這就是迄今依然存在的老紅樓，也是醫學院目前存在的最為古老的建築之一。[45]
據1934年《上海各圖書館概覽》統計，震旦大學圖書館藏書共7萬餘冊。其中法文書居多（內容多屬法學、理工、醫藥、生物等門類），約占7/10，中文書占1/10，其他占2/10。西文182種，中文126種，報紙10種。初成立時，正式館舍建築還在計劃中，書籍也沒有集中庋藏。迨[dài]1936年新大樓建成後，校圖書館占據了整個二層樓面。在大樓東端，從二樓到屋頂層分列8層書架，可以存放27.2萬冊書，顯得十分寬敞。二樓設置兩個閱覽室，學生閱覽室有214個座位，公共閱覽室有50個座位。與閱覽室相鄰的目錄室存有該校全部藏書目錄，以及徐家匯耶穌會圖書館中文書籍與手稿的全部目錄，以方便兩方讀者查閱。書庫內部設有盤梯貫連上下。第四層有大演講廳，寬約18米，廳頂特別提高到6米左右，兩面並開有天窗，同時可容納300人。[45]
1936年9月12日，震旦大學為慶祝新教學大樓及圖書館落成，同時舉辦了一場法文圖書展覽會以紀念這一盛事。這次法文圖書展是中法兩國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典型合作。[45]
在法國上院參議員M. Honnoral及書業公會主席M. Gillon、駐華法商務參贊M. Saussine等人的鼎力協助下，展覽會得到了40餘家出版社的3500餘件作品支持，總價值超過10萬法郎。同時，國立北平圖書館袁守和先生慷慨地將其原定於1937年春季舉行的北平法文書展中的美術圖書二三百種在此次先行預展，徐家匯藏書樓也拿出名貴善本參加陳列。[45]
這次法文圖書展的書籍內容涉及史地類、西文漢學圖書、教育、旅行、文學小說、中國歷史、兒童讀物、宗教哲學、醫學等眾多門類，同時還設有土山灣工藝館陳列室、藝術室等。吳鐵城（時任上海市市長）、惠主教、法總領事、法工部局總董、巴西領事、才爾孟校董、胡文耀校長等眾多中外名流均出席新教學大樓落成儀式並參觀了法文圖書展。[45]

1938年，上海著名的中醫兼藏書家丁福保捐贈給震旦大學圖書館2萬冊圖書，圖書館特設“丁氏文庫”，以供師生們查閱，以此紀念丁氏對圖書館的熱心贊助。[45]
在抗戰期間，原上海通志館收集的大量上海史地文獻，在圖書館法籍主任夏之時（R.P.Richard）和副主任景培元的慷慨同意下，曾經藏身於震旦大學圖書館，以躲避戰火。抗戰勝利後，這批珍貴文獻被取出，現在由上海市歷史博物館保存。1952年秋，震旦大學圖書館隨着高校院系調整而改建成為上海第二醫學院圖書館，即現在的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圖書館。[45]

震旦報刊

震旦校友

1948年11月30日在上海創刊，季刊，由震旦大學院長室編輯、發行，1949年2月28日停刊，屬於校友刊物。該刊主要撰稿人有梁綺山、胡文耀、王仁生、劉永純、毛逢彥、張伯達、王琪等人。設有校友動態、校務報告、校友消息、校友調查等欄目。[46]
該刊是震旦大學設立的重要校刊之一，為加強校友之間聯繫而設，最終目的在於養成校友間的互助精神，校友、母校、同學打成一片，榮辱與共，休戚相關。主要以傳達師生消息，詳載校內狀況，報告學生近況、事業發展及辦事經驗等為內容。刊有校聞簡錄、體育新聞、校友動態、畢業生介紹等，並附有照片資料。[46]

其他刊物

震旦大學所辦的報刊，有《震旦雜誌》《震旦法律經濟雜誌》《震旦醫刊》《工科雜誌》《經濟月刊》等，震旦大學辦刊頗多，多為各專業類的雜誌，只有震旦校友專為學生所設，意義獨特。對學校乃至社會文化的發展作出貢獻，同時為人們了解震旦大學的歷史留下了翔實的資料。[46]

學校檔案

所存震旦大學檔案計1303卷，主要內容有：震旦大學創辦經過的文件，震旦大學簡章、概況，歷屆學生名冊、學生統計資料及各屆學生畢業典禮記錄，關於馬相伯清光緒三十一年辭職的記事，馬相伯房地產訴訟案的文件，關於五四運動期間震旦大學的罷課事件、罷課自治規則、救國十人團章程，震旦博物院奠基典禮簽名冊、建築圖紙，震旦博物院院刊及概況等。[47]

校友簡介

綜述

學生入學人數增加很快，剛開始時僅有學生20人，到1904年初翻了4倍。早期震旦的學生主要來自徐匯公學和天主教教友家庭及震旦預科，後來主要來自上海的富裕家庭。
審閱1912～1928年間震旦學位獲得者名單，其中至少有6人不是中國人。到30年代初，到震旦求學的外籍學生人數越來越多，白俄流亡者組成最大的獨立群體，然而外籍學生在全部學生中所占的百分比還是不高。一年後學生數2427人，包括在呂班路校園的各學院學生614人，預科生969人，在蒲石路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就讀的學生231人，預科生521人，在聖瑪利亞醫院內的護士學校學生40人，以及在聖心醫院的護士生52人，其中共有113名外籍學生，來自22個國家，俄國學生有47人。[10]

信教者在學生群體中占少數是該校的一個顯著特徵，絕大多數學生並不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1943年，全校學生中有200名天主教徒、41名俄國東正教徒、17名猶太教徒、15名新教徒和6名伊斯蘭教徒。[10]
在1934年護士學校建立和1937年女子學院開辦之前，震旦大學一直保持着全男性學生的特色。自1938年9月起，大學開始接納女性學生進入呂班路校園的學院學習，到1949年，共有69名女生註冊入學，其中39人學習醫學，28人學習法律，2人攻讀理科。[10]
醫學院起初只有兩位教授和兩名學生，但迅速發展成為震旦大學最重要和最受矚目的學科。醫學院的目標是藉助法國優秀的醫學傳統培養中國臨床醫生，但其標準極高。截至1934年，該學院總共只畢業了89名醫生。儘管從1932年起入學人數有所增加，平均每年招收55名學生，但由於嚴格的淘汰制度，每年僅有25至30名醫生能順利畢業。雖然畢業生總數不多，但許多震旦醫科學生赴法國、比利時、美國、加拿大等地深造、研究或工作。到1947年，醫學院的學生人數達到了290人。此時，震旦大學醫學院的畢業生在中國的40多所醫院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全國天主教會醫院中的75%-85%的醫師均為震旦大學醫學院的畢業生，另有100多名畢業生在上海開設診所，從事內外科診療。[10]
自1932年起，震旦大學法學院的學生人數逐年穩定增長，到了20世紀40年代後半期，學生總數超過了350人。1940年，法學院院長安德烈·邦尼康教士指出，只有40%的學生能夠畢業，但這正是在中國獲得受人尊敬的畢業文憑所必需付出的代價。法學院的畢業生在中國政府部門中取得了顯著的地位，特別是在外交部、司法部以及銀行金融和商業領域表現出色。大部分校友在上海及其周邊省份工作，而在廣東、雲南以及馬來亞、印度尼西亞、暹羅（泰國）等海外華僑社區中也有不少校友從業。[10]

知名校友

歷任領導

以下上海天主教耶穌會重要人物先後擔任過掌握震旦實權的“院長”或“常務校董”：
馬相伯（首任校長，1903-1905）
韓紹康（H．A11ain，1908-1912）
孔道明（De Lapprent，1912-1914）
南道煌（G．Fournier，1914-1915）
姚纘唐（Henry，1915-1923）
帥理藹（Seillier，1923-1927）
桑黻翰（Lefebvre，1927-1931）
才爾孟（Germain，1931-1946）
茅若虛（Dumas，1946-1952）

歷史影響

震旦大學的歷史及其重要性揭示了一個獨特的融合現象，即儘管法語在中國的使用並不廣泛，法國的影響相對有限，該校卻成功地將法國的高等教育模式與中國本土環境相結合，塑造出一個獨一無二的教育體系。雖然學生數量不多，畢業生更是稀缺，但震旦大學始終堅持學術卓越，並在法學、醫學、理學和工程學的教學中強調實踐的應用，這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產生了積極影響。 文學院作為中法兩國人文科學交流的紐帶，進一步提升了震旦大學的聲望。即使在抗日戰爭的艱難時期，面對包括震旦大學和聖瑪利亞醫院在內的機構被日本占領的困境，震旦大學仍然堅守其教育使命，持續發揮其在教育領域的功能。這一歷史揭示，震旦大學不僅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中法文化交流的一種獨特象徵。它的存在和經歷體現了教育的堅韌與適應性，以及在困難時期堅持知識傳承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10]

在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面臨嚴峻的政治經濟環境，然而震旦大學依然展現出頑強的毅力。儘管國統區經濟崩潰對學校造成了嚴重的財務壓力，但值得注意的是，該校並未受到學生運動的波及，這一現象在中國的大學中極為罕見。 雖然我們缺乏詳盡準確的數據來揭示震旦學生的經濟狀況和階級背景，但從該校作為一所依賴學費收入運營的私立大學，並要求學生掌握法語知識來看，可以推測震旦招收的學子大多來自上海富裕的華人家庭。許多震旦畢業生後來選擇留在上海發展自己的事業。震旦大學以其獨特的法語教學、非基督教學生為主的群體，以及在20世紀30年代接納了以俄國逃亡者為主的外籍學生群體而備受矚目。這些特性體現了1949年以前上海所具有的世界主義精神，並對全球文化交流做出了貢獻。這種世界主義的象徵角色，可能是震旦大學最為顯著且有價值的成就之一。它不僅塑造了學校的獨特形象，也對推動國際理解和合作產生了深遠影響。[10]